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作出決定，接納中國加入WTO。它意味著歷經15年的奮爭與期待，中國終於昂首跨入WTO大門！

　　15年，相對於人類歷史長河實在是極短的一瞬，而對於所有參與或關注這場馬拉松談判的人來説，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長曲折甚至帶有戲劇性色彩的征程。15年來，伴著復關和入世談判，中國現代化、市場化進程又向前邁出一大步，社會面貌和經濟生活發生了滄桑巨變，成為21世紀全球經濟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一員。

　　此刻，我們有必要檢視一遍這15年的風雨足跡，梳理一下那曾經有過的重重心結：中國為什麼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談判為什麼如此艱難？中國為推動入世做了些什麼？入世究竟會給中國帶來些什麼？入世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什麼？

　　第一章：中國為什麼要入世？

　　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列是現今全球最具廣泛性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其主要職能有三：制定並監督執行國際經貿規則，組織各成員進行開放市場的談判，建立成員間的爭端解決機制。因而被喻為“經濟聯合國”。

　　近20年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經濟、科技全球化進程加快，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絕大多數國家雖然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水平各有不同，但都相繼選定了市場經濟之路，並紛紛投身於新技術革命。跨國公司打破國界的生産經營活動，實現了資源在全球範圍的優化配置。信息技術、知識經濟日新月異，大大縮小了時空距離，你只要輕點鼠標就可以擁抱世界。WTO奉市場經濟為圭臬，在推進全球化中扮演著主角。80年代中期以來，是否參加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成為衡量一國是否負責任地加入國際社會、該國經濟是否與世界經濟銜接的重要尺度。目前，WTO142個成員間的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95%，投資額佔全球跨國投資總量的80%。獲得WTO的一個席位，等於拿到了國際市場的多張通行證。

　　中國需要WTO。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收益和風險上並不均等，但發展中國家若不想長期落後、被動挨打，就必須順應潮流，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目前，我國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在諸多領域已具備了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能力，但因長期被排斥在世界多邊貿易體系之外，我國不得不主要依靠雙邊磋商和協議來協調對外經貿關係，使國內企業和産品在進入國際市場時受到了許多歧視性或不公正待遇。比如，我國是最大的紡織品和服裝生産、出口國，卻受“多種纖維協定”下主要進口國的配額限制，競爭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又如，豐富低廉的勞動力是我國最突出的比較優勢，我國出口産品價格也極具競爭力，但不少發達國家將我視同非市場經濟國家，利用第三國價格對我出口産品予以反傾銷調查，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受反傾銷危害最深的國家之一。加入WTO，中國不僅有分享經濟全球化成果的權利，還能夠參加制定有關遊戲規則，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把握主動權，並且可以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在國際貿易戰中佔據有利位勢。另外，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所言，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中國肯百折不撓地爭取入世，從根本上講是國內市場化改革必然導致的抉擇。從更深廣的層面來看，WTO是中國加入的最後一個重要國際組織，這是我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後一次重大政治經濟行動，也是我們全面重返國際經濟舞臺的顯著標誌和強烈信號。

　　當然，WTO也需要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擁有佔世界1/5多的人口，經濟總量和進出口總值均躍居世界第七位，外匯儲備達到2000億美元，吸收外資連續8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其中，與WTO成員間的貿易額佔我國外貿總額的90%，來華落戶的跨國公司多來自於WTO成員。今年，中國申奧成功，世界欣然選擇了開放的中國。中國還成功主辦了APEC年會，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廣泛尊重。顯然，沒有中國加入，WTO將有失完整，不能真正體現其世界性。入世後，中國巨大的需求潛力將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為全球提供一個最誘人的大市場，這是中國將要對人類作出的突出貢獻。據初步估算，“十五”期間，中國將進口約1.4萬億美元的設備、技術和産品，這會給各國工商界創造巨大商機。WTO幾任總幹事薩瑟蘭、魯傑羅、穆爾都先後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同樣的意願：WTO亟須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和平衡。歷史賦予了中國這一使命。

　　第二章：談判為何長達15年？

　　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自1986年7月10日中國正式向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復關申請起，國內外無數次預測這場談判的時間表。但誰也不曾料到，由於談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艱巨性、複雜性、特殊性和敏感性，這一談就是15個春秋。中國代表團換了4任團長，美國換了5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換了4位。從1987年就擔任GATT(後為WTO)中國工作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説，當初履新伊始，有人戲稱他這個主席也許得幹10年。吉拉德不以為然地大笑，豈知到頭來竟幹了14年半！

　　中國復關和入世談判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從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醞釀、準備復關事宜；第二階段從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審議中國經貿體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題目是到底要搞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第三階段從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進入實質性談判，即雙邊市場準入談判和圍繞起草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多邊談判。

　　1994年底，因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成員漫天要價，無理阻撓，中國復關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方決定申請入世，並根據要求，與WTO的37個成員開始了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從1997年5月與匈牙利最先達成協定，到2001年9月13日與最末一個談判對手墨西哥達成協定，直至2001年9月17日WTO中國工作組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國入世法律文件，這期間起伏跌宕，山重水復。而最難打的硬仗，莫過於中美談判，其次是中歐談判，其中中美談判進行了25輪，中歐談判進行了15輪。

　　中國入世談判的整個歷程，充分體現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高瞻遠矚和正確決策。江澤民總書記親自給這場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一、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這些原則對入世談判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

　　備受矚目的中美談判範圍廣、內容多、難度大，美國憑藉其經濟實力，要價非常高，立場非常強硬，談判又不時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干擾。對此，黨中央、國務院以大局為重，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朱鎔基總理等在最後一輪中美談判中親臨現場，坐鎮指揮。我方代表堅持原則，經過6天6夜的艱苦談判，這場最關鍵的戰役取得雙贏的結果，于1999年11月15日簽署了雙邊協議，從而使入世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談判的最終成功鋪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歐談判幾經週折後也正式達成雙邊協議。對於這兩場談判，歐美首腦普遍盛讚中國領導人在承諾遵守國際規則和逐步開放市場方面顯示出非凡的膽識與魄力。偏愛中國絲巾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認為，正是由於江澤民主席從戰略的高度正確看待和處理中國入世談判問題，才使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強的談判對手得以言和。為了統一對WTO談判進行研究和作出決策，中央專門成立了以國務委員吳儀為組長、各有關部門主要領導為成員的WTO工作小組。

　　那麼，為什麼會談得這麼細、這麼苦、這麼久？

　　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中國代表團團長龍永圖坦率地説，談了15年，我們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了15年。如果我們什麼都答應的話，談判早就結束了。談判過程之難，時間之長，正説明我國為維護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談判多打幾個回合，也為國內産業和企業爭取了固本強體的緩衝期。

　　面對一個又一個WTO成員，中方力爭的焦點是什麼？

　　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説，儘管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企業抗風險能力日益增強，但總體上國內産業素質和競爭力與國外差距甚大。所以，談判的核心，就是市場開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這是我們的底線。雙邊談判的核心問題是確保我國以發展中國家地位加入，多邊談判的核心問題是確保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具體內容包括關稅、非關稅措施、農業、知識産權、服務業開放等一系列問題，而農業和服務業又是雙方相持不下的難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何保障入世後9億農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貿易待遇並保證其收入增長？服務業是發展現代化經濟的主動力，發達國家服務貿易額佔其GDP的70%—80%，而我國的這一比例僅為30%左右，如何促使服務業在放開後能有一個穩妥有序的過渡期？

　　寸步不讓的意志比拼，唇槍舌劍的討價還價，15年來的每一場談判，中方“從來不打算減少一美元、從來沒想少説一個字來求得妥協”。經過艱苦鬥爭，美歐等發達國家不得不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中方最終與所有WTO成員就我國加入WTO後若干年市場開放的領域、時間和程度等達成了協議。雙邊談判的結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規定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這樣，第一，我國贏得了過渡期和市場開放的主導權；第二，我國在經濟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作出了必要的靈活反應；第三，迫使談判對方在談判中滿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國承諾給予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即最惠國待遇)，放棄一般保障條款(即在我國加入WTO後美隨時可與我方中斷WTO關係的條款)，同意放寬高技術對華出口限制等。從長長的入世談判清單上也不難發現，中方代表為國內産業贏得了寶貴的調整時間和必要的保護手段。

　　還需要説明的是，我們在談判中承諾的只是一種市場準入機會，而非實際採購義務。如小麥，我國入世後第一年的關稅配額量是730萬噸，這個數字用的是我國1995年—1997年的平均進口量，實際是否進口和進口多少，要取決於我們國內市場的實際需求和商業條件。還有，在某些服務領域承諾“允許”外資企業從事一定範圍的業務，但“允許”不等於不要審批，不等於沒有條件，不等於沒有管理。比如對外資銀行在華開展業務包括設立分支機構等，必須要根據我國的法律、法規進行審批。再如同意每年允許進口20部分賬電影，不是一定要進口那麼多，20部只是最高限。具體進口多少還要經過審批，按照國內的法規審查影片內容。此外，還要看市場有無需求。關於在增值電信和尋呼等行業的外資股份比例，我方同意在加入後2年允許外資比例可達到50%。這一股比只是我們批准的最高限，而不是每個外資企業的外資比例都要達到50%。

　　在多邊談判中，中方通過不懈努力，使多邊談判的最終結果與我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與WTO的基本原則和要求、與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産業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不違背國際慣例的前提下對我有利。如在農業扶持政策上，中方據理力爭，直至今年6月才與WTO成員達成共識，同意我補貼允許水平為8.5%。這一結果為我國政府今後增加扶持農業發展保留了較大的政策空間。又如按照WTO規定，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的紡織品配額限制在2005年之前取消，一些西方國家為保護自己的紡織工業，在談判中要求2005年後繼續對我紡織品實行配額限制直到2009年。對此，我堅決予以拒絕，使對方最終被迫同意2005年之前取消配額。紡織品談判的結果，為入世後我國紡織品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創造了重要的利好因素。

　　既是談判，雙方必定有得有失，天下找不到免費午餐。在取得長遠好處的同時，也要按照WTO規則承擔相應義務。這不能視為簡單的讓步，遵循規則是每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的義務。倘若要説讓步，那加入WTO的所有成員都曾作出了讓步。讓步是為了進步，我們對國際社會的開放，換來的將是國際社會對我們的更大開放。中國入世作出了兩項莊嚴承諾：承諾遵守國際規則辦事，承諾逐步開放市場，這不但有助於消除“中國威脅論”，為對外開放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也有助於增加國外投資者的信心，不斷完善投資環境，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第三章：怎麼看入世的利弊？

　　中國入世是利是弊？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抑或利弊參半？

　　15年來，圍繞著談判，類似的疑惑和爭議始終持續不休。最典型的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盲目悲觀，認為入世等於立即全面開放市場，等於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大量外國産品、服務長驅直入，將給我國經濟帶來強大的衝擊，似乎入世就要大難臨頭；另一種則盲目樂觀，認為入世之日即中國完成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任務之時，是中國坐享全球多邊貿易投資利益之時，出口、就業、GDP等馬上會大幅增加，似乎入世就是黃金萬兩。

　　客觀地講，上述觀點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對於入世的利弊得失，我們應該用全面、發展、辯證的眼光來看待，站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參與全球化的全局和戰略高度來分析。既要看單個産業，又要看整個産業；既要看當前，又要看長遠。

　　毋庸諱言，經過20多年的探索，我國已初步建構起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但要完成體制的根本性轉變，使之逐漸充實、完善、成熟，還需在更深的層面和更廣的領域進行開拓創新。另外，中國社會經濟已經邁上一個新臺階，我們怎樣去尋找和創造未來的新增長點、新消費亮點、新就業崗位？經濟全球化浪潮澎湃而至，我們怎樣乘勢前行，趨利避害？新一輪多邊談判啟動在即，我們怎樣置身其間並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出消除南北差距的強音？

　　入世，是我們解答這些難題的重要渠道。WTO規則的“內核”是盡可能地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入世有利於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促使全國儘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加速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入世後我們將獲取進軍國際市場的入門券，也要履行中方在談判中所承諾的關稅減讓、市場準入、非歧視原則等義務。這樣，我國企業將有更多機會走出去開拓市場，從事貿易和投資，同時也將把更多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來，特別是開展與跨國公司的深入合作。我們承諾遵守WTO規則，意味著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方式要按市場經濟的牌理出牌，這必然會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促進宏觀調控體系的完備，促進有關法律體系的健全，從而最終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法律體制的確立。此外，入世還有利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利於新型收入分配機制、新型就業格局的形成，有利於中國消費者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有利於中國企業利用穩定、透明、可預見的多邊貿易機制更好地保護和壯大自己，有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為發展中國家謀取更多的利益……

　　不過，入世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各種機遇，還有各種挑戰。隨著市場準入的擴大、關稅的削減和非關稅措施的取消，外國産品、服務和投資有可能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國內一些産品、企業免不了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尤其是那些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將經受“與狼共舞”的嚴峻考驗。從單個産業看，雖然如農業中的水果、肉類和蔬菜，工業中的一般機電産品、輕工産品、紡織品、消費類電子産品，服務業中的建築、旅遊等，都將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但農業中的糧食，工業中的汽車，服務業中的銀行、保險、電信等，均將面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競爭壓力。其次，我國現行有關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和政策還不完全符合WTO的規定，對外經貿管理在觀念和體制上存在著許多滯後之處，政府機關和企業管理人員的工作方式也有相當大的不適應，這些都會加劇我們與WTO規則磨合期的陣痛。再者，國內企業普遍對WTO規則了解不夠，經驗不足，因此入世後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的裁決也可能出現于我不利的結果。

　　利弊當辯證觀。確實，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有弊，但總體上是利大於弊。在享受WTO權利方面，如果利用得好，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擴大出口，更多地吸引外資，更恰當地保護和支持國內産業發展，更有效地對付某些WTO成員的貿易歧視；利用得不好，以上利益就難以充分獲得，有的甚至會喪失。同樣，在履行WTO義務方面，如果我們能變開放壓力為改革動力，變外來挑戰為自身機遇，切實調整和優化産業結構，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大膽實行科技創新，不斷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可以減失增得，興利除弊。

　　龍永圖認為，加入一個國際組織的利弊，首先取決於加入時和加入後能否有力維護本國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利益，離開了這些具體東西來談利弊，容易陷入誤區。當年我們開放製造業也曾引起軒然大波，但事實證明這一步走得對。那些20年前為了買一台日本“板磚式”錄音機而通宵排隊的人們，誰敢相信今天的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家電生産國，而且相當一部分彩電、冰箱、洗衣機等暢銷歐美？入世後中國將重點轉向開放服務業，這是我們搶佔國際經濟競爭制高點的捷徑，沒有現代化的服務業就沒有現代化的經濟。假如説開放服務業就有多大弊端多大風險的話，而WTO現有的142個成員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卻沒有一個因為開放服務業或其他市場而受其損，相反是受其惠。中方談判的信心正源於此。這就像一個體育運動員，在其運動生涯中不僅要爭取參加全運會、亞運會，還要爭取參加奧運會，即使搏不到奧運獎牌，也有助於提高自己的規則意識和競技能力。

　　外經貿部國際司副司長張向晨説，以電信為例，中國的發展需要信息技術領先一步，而信息技術的發展又需要植根于一個開放性、競爭性市場。但現實是，幾十年高度壟斷經營的中國電信業技術更新遲緩，服務質量成了“眾怨所歸”。在美國，每月花上10來個美元即可無限時地上網；而在中國，平均收入低於美國人的消費者卻要為此多付幾倍的費用。電信市場開放是入世談判的一大焦點，一旦遭受國外電信高效低價的競爭，習慣了封閉和保護的中國電信業會不會不堪一擊？競爭能躲過去嗎？1997年2月，在WTO主持的全球基礎電信服務談判中，佔全球電信市場90%以上份額的近70個國家承諾在2000年開放各自的電信業，我國也表示參加《信息技術協議》。情勢逼人，中國電信業只有正視競爭，奮起直追，才有可能變弊為利，有所作為。

　　對外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抗風險能力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強。一個發展中大國，要有海納百川的襟懷和勇氣。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姜建清説，融入世界先得容納世界，要徹底改變國內金融業的現狀，讓消費者享受到優質到位的服務，必須向國外同行看齊，必須拿掉保護傘。中旅集團負責人薄寶華在對比中得出結論：中國酒店業是最早開放的行業之一，雄厚的海外資金、先進的管理模式，使酒店業硬、軟體迅速與國際接軌，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認同，而且增加了創匯、就業，改善了投資環境；而旅行社業由於開放較晚、較慢，目前仍未擺脫“散、小、亂、差”的怪圈，國內排名最靠前的旅行社年收入僅10億元人民幣左右，國外排名居中的旅行社往往年收入就達到100億美元。排斥競爭，就會落伍；放開比試，反而能殺出一條生路。

　　第四章：入世後我們該做什麼？

　　既然入世是我國的長久之策，而非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將以什麼樣的策略應對WTO？我們將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在WTO中？

　　入世，是我國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體現和重大契機。但經濟全球化絕非一首溫馨浪漫的田園牧歌，而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既包含著巨大的國際分工利益，又蘊藏著不可預測的風險。我們是不是能抓住入世帶來的新機遇，是不是能應對入世帶來的新挑戰，關鍵取決於我們是不是能利用比較優勢發展自己，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們是不是能在WTO中發揮應有作用，發揮多大作用，也要看我們是不是能首先做好自家的事情。

　　實際上，伴隨15年的談判進程，中國一直在為入世做著各項準備。15年談判長征，是中國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向國際通行規則靠攏的歷史，也是中國加快對外開放步伐、融入世界經濟主流的歷史。我們不僅在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取得實質性進展，並且立足自身需要和WTO規則要求，在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上突破不止。比如中國政府多次主動降低關稅總水平，平均稅率已從46%降至15%左右；90年代初存在的1200余種非關稅措施已逐漸取消；外資準入標準逐年降低，曾被視為“雷區”的服務貿易領域近幾年加大了開放力度，有步驟地擴展了金融、保險、電信、商業、外貿、運輸、旅遊、仲介及其他社會服務業的開放範圍和數量。為了使我國涉外政策法律體系更好地與WTO接軌，國務院有關部門加緊清理、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文件約2300件，其中擬廢止的830件，擬修訂的325件。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依循WTO知識産權協定而頒布或修訂的《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也相繼出臺。今年7月，國家將中央統一定價的商品和服務銳減到13種，基本形成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價格機制。11月1日，外經貿部獲准新設3個世貿組織專門機構，提供入世後政府機制上的保證。這些舉措都顯示了中國加入WTO的誠意，顯示了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信心。

　　國務委員吳儀錶示，入世後，我國將更全面地發展開放型經濟：一是在一定範圍、一定領域，由有限的局部開放轉變為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二是由政策性的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面可預見的開放；三是由單方的自我開放轉變為與WTO成員間雙向的、相互的開放。

　　為此，我們一方面應認真遵守WTO的權利與義務平衡原則，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機遇與挑戰共存的現實，抓緊做好相應的應對工作。具體內容主要包括：進一步推進法制建設，加快清理、修訂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切實轉化政府職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充分利用入世的過渡期，審慎做好對服務業等重要敏感領域的開放和監管；加強WTO爭端的應訴和起訴工作，儘早建立産業安全保障體系，合理保護國內産業和市場；普及WTO知識，重視培養和建設適應WTO要求的人才隊伍，等等。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要以入世為新起點，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走出去”戰略，努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這是強化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有力保證，更是我們入世後要完成的核心任務。

　　WTO的一切對我們來説新鮮而陌生，但是，我們有改革開放積累的豐富經驗，有政治十分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市場無比廣闊、投資環境日臻完善的後發優勢。只要我們堅守承諾，上下協力；只要我們揚長避短，尊重規則，就一定會不負這15年談判的千辛萬苦，使入世的正面效應擴至最大限度，負面影響降至最小限度，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受益者和大贏家。

　　這裡，我們不該忽視那些曾為中國入世談判嘔心瀝血、犧牲自我的人們，正是他們堅決捍衛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才使這場談判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也正是他們的無私奉獻和鍥而不捨，才使這場談判的結果顯得格外來之不易。15年談判，幾代人為之奮鬥，有的業已作古，有的兩鬢染霜。壯志未酬尋常事，風煙踏儘自從容。中國代表團幾經更替，薪火相傳，一串長長的名單後面，是一份沉甸甸的記憶，是一個個鮮活感人的故事。面對不同對手，他們寸“利”必爭；面對某些非議，他們默默承受；面對談判久拖不決的壓力，他們從不放棄任何一點努力；面對談判結束後來自各方的讚譽，功不可沒的他們報之以平常心……中國代表團前秘書長李仲周曾賦詩言志：“磨難萊蒙(注：即日內瓦湖，此處指WTO總部)終不悔，感時當在國榮昌。”代表團最後一任也是時間最長的一任團長龍永圖笑言，他為復關和入世談判去WTO總部不下50次，按航空公司的里程獎勵計劃，他們從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費機票足以飛往月球。

　　11月10日掀開了中國經濟的嶄新一頁，按照正常程序，我國將在年底正式成為WTO的一員。“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一個敢於向全球開放自己的國家，永遠不會淪為世界經濟的孤島。站在WTO的門檻上，面對未來十年、百年，我們滿懷憧憬與信心：在競爭中發展，在風浪中搏擊，是發展中成員實現經濟騰飛、後來居上的必由之途。中國的目標絕不僅僅是加入世貿組織，而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擁有更重要的發言權，獲取更快速更健康的發展。

　　讓歷史銘記這風雨15年。

　　讓我們續寫更輝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