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年：改革從舉重若輕到舉輕若重_新聞臺

　　改革從“舉重若輕”到“舉輕若重” ——寫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年之際

對於鄧小平，周恩來總理當年有一個很有味道的評價：“舉重若輕”。偉人就是偉人，目光如炬，一語中的。

　　確實，作為隨後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舉重若輕的領導風範表達得淋漓盡致，特別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談話，信步閒談間指點出了中國改革的大方向，繪就了中國改革的大藍圖。南方談話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為今日中國改革的實踐。

　　但是，伴隨中國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問題，數十年來中國改革進程中一系列的代價、苦果、病症，讓人不能不對今天的現實産生困惑，畢竟很多問題都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滋長的。

　　筆者認為，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提出的改革理念，如：市場不過是一種手段，資本主義能用，社會主義也能用；發展總是不平衡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何樂而不為；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不要把事情搞複雜了，等等。這些改革理念確立的改革大方向一點錯也沒有，過去沒有錯，現在也沒有錯。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強調的要點之一。説實話，在現代社會，這樣的觀點是很少有人敢公開宣稱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觀結果確實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其政策主張絕對不敢如此地公開透明。西方社會最常用的藉口是説由於市場競爭才導致了財富集中，而政策出發點則始終著眼于所謂“平等”，從來不是偏心的。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在共産黨領導下的改革，在搞社會主義的背景下，它被提出來之後，不僅沒有招致大家的質疑反而一片擁戴之聲。

　　為什麼？兩個緣由：其一在中國社會深厚的文化傳統影響下，先富帶後富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一個家庭由於財力物力有限，把全家僅有的可憐的一點資源和條件先集中到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個人身上，讓他富裕起來、發達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來了，大家就都有盼頭了。既然在家庭裏可以這樣，擴展到國家又會有什麼不一樣的？中國社會“國家”這個詞的構成就意味著“國”是以“家”為基礎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其二，源於中國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國社會的體制決定了政府的權力如此集中強大，政府號召要求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後富的人豈不是小事一樁？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時候怎麼可能不幫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而且還富得不一般，我們不用羅列什麼數據，僅就中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大國和一些中國遊客在海外的瘋狂豪舉，這些細節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規模、成色和檔次。但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到有人説“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義的帽子，就嚇唬説大家不要走回頭路，甚至還找理論根據——所謂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幹了，社會還怎麼發展？又所謂財産神聖不可侵犯，你中國社會還要不要搞法治了？

　　為什麼一些人先富了不願意帶後富呢？因為中國社會在改革的過程中社會文化也在改變。經過數十年的改革，中國人已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的“公民”，中國人之間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聯絡中國人之間的紐帶不再是家族情感與宗法，而變成利益與規則。親兄弟還要明算賬呢，我這個先富起來的公民憑什麼要對其他“不思進取”的公民負有責任？這一變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情理合法性基礎。

　　那麼，為什麼又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少數官員在推進共富方面缺少大作為呢？一方面市場化的改革讓一些官員不再像自己想象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有力量，市場的掣肘、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員的財産狀況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窮光蛋（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窮光蛋），但至少應該與該社會最大多數群體的財産狀況相匹配。否則當他們自己首先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的時候，他們還有動力去共富嗎？

　　鄧小平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教會了更多的中國人去追求富裕，今日中國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時候，有些人還依然把“權宜之計”當做“不變之策”；恰恰忘記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平同志還一再明確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先富則是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當把手段當成目的時候，必然偏離改革的方向。

弄懂馬克思主義的真道理，贊成馬克思的人才會真正多起來。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充滿樂觀地説：“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哪有這回事！”毋庸諱言，南方談話後20年，中國社會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可贊同馬克思主義的人是不是像鄧小平所預言的那樣多了起來呢？

　　馬克思主義固然是科學，但要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前提，就是先弄明白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反對誇誇其談的馬克思主義，但他心中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不願意炫耀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他一直在踐行著自己認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今天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相當多的共産黨成員，是否如鄧小平那樣清醒，能否有鄧小平那樣堅定？尚需審慎觀察。

　　這裡舉一個例子。在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勞動與資本的地位越來越變異，勞動參與分配的比重越來越低，資本獲取利潤的能量越來越大。我們並不是僵化到對資本全盤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給資本一定的空間、發揮資本的積極功能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因此就美化資本，否定勞動。但有人説，憑什麼勞動者就不能獲得資本的收益，這樣的説法很有迷惑性。當然，讓居民擁有財産性收入是社會的進步，也讓很多的普通民眾很興奮。但事實是怎樣的呢？目前中國有資格有財産性收入的人不到20%（筆者以為，對於那些把可憐的養老金存到銀行獲得一些跑不過CPI利息的群體，是算不得有財産性收入的人。）如果使用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測算則更為保守，就全國範圍內看目前財産性收入佔居民收入的比重不到5%。數字可能是抽象的，我們講點具體的、活生生的現象。中國股民能算是希望獲得財産性收入的人了，十年下來有多少股民獲得了財産性收入的增值，誰炒股誰知道。

　　不是本人對資本有成見，而是資本的本性就是向少數人集中。如果人人都有了資本，資本還會存在嗎？3億美國國民有財産性收入是由於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全世界70億的人在養活他們；由於初級階段的改革紅利，中國10億人也可能暫時養活得了3億獲得財産性收入的人。但問題是當我們普通老百姓想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能屬於哪一類人。

　　筆者以為，這樣的説法不僅迷惑了普通民眾，也蠱惑了中國的企業家。在資産運作、資本經營的幌子下炒股炒房炒資源，大家再不願意做實業了，中國的實體經濟出現萎縮的可怕徵兆。一個有著巨大勞動力就業壓力的國度，沒有足夠的實體經濟將會是什麼樣的後果，是不用我們去渲染的。

　　理論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理論導致的現實是冷冰冰的。鄧小平當年講要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現在看，這一工作並沒有完結，恐怕要貫穿中國改革全過程。

　　如果説改革設計是“舉重若輕”的話，改革實踐必須是“舉輕若重”。

　　從改革設計到改革實踐，這之間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實踐不能是對改革設計的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照葫蘆畫瓢是實現不了改革藍圖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藍圖不詳盡，是推卸責任的行為，不是真正改革實踐者應有的態度。

　　改革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改革的實踐者卻包括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把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事情，像反對腐敗、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來，實實在在兌現了；那麼，改革的實踐必定凝聚改革的共識，改革的共識必定形成改革的動力，必定會推進中國社會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