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日，天陰微雪。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荊與5名研究生來到北京市朝陽區沙子營村，這是一個不為外界所注意的外來人口聚集區。

　　這個地區位於北京5至6環之間，之所以選擇這裡作為學生的考察點，是因為張荊認識的一名家政人員鄭阿姨的家就在這裡。

　　這一天，張荊帶領學生們走進沙子營村，近距離、面對面地觀察了這個位於北京邊緣地帶的邊緣群體。

　　張荊和同學們注意到，這個聚集區的人口構成有一大特點：居住於此的外來務工人員大多來自河北省張家口市的不同村莊，因為老家地理條件較差紛紛外出務工，並由同鄉介紹常住於此。

　　“‘老鄉’是維繫這一聚集區存在的重要脈絡。”張荊説，“正因如此，如果沒有熟悉的家政人員介紹，我們很難深入走訪這一聚居地。有了‘老鄉’引薦這層關係，這裡的住戶對我們少了戒備。”

　　沙子營村位於朝陽區、海淀區、順義區交界地帶。“由於其地理位置特殊，平常無人問津，發展相對滯後，物價、租金較低，為聚居地的形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張荊説。

　　當天，到達目的地後，張荊將走訪人員分成3個小組。在鄭阿姨的協助下，他們與多戶居住者進行了面對面地交流。

　　這一聚居地由閒置廠房改建而成。二房東將整個廠房租下後再轉租他人。整個廠房被分割為南北兩排房間，大約居住了30多戶100余人。

　　參與調研的學生張宓了解到，這裡的住房面積多數為3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250~260元，最小的房間只有10平方米，每月房租160元左右。水房和衛生間均為公用。二房東每月按人頭收取10元水費和10元衛生管理費。

　　張宓重點考察了鄭阿姨家。鄭阿姨一家三口居住在一間大約30平方米的房子裏。她的丈夫原來在工地打工，後來由於患了風濕病，無法勝任重體力活兒，便改行跑運輸了。

　　“兩人的收入總和，除去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費，幾乎沒有結余。”在張宓眼中，鄭阿姨一家三口的生活環境非常簡陋。

　　“30平方米的房子被分隔成大小兩間：大間用作客廳和父母臥室；小間作為孩子的臥室、書房加上廚房。雖然對生活現狀基本滿意，但當談到孩子即將面臨的初中升學、擇校等問題時，鄭阿姨表現出強烈的擔憂。”張宓説。

　　在另一戶受訪的三口之家裏，年輕的媽媽從事服裝銷售工作，爸爸從事運輸工作。兩歲的女兒就近在沙子營幼兒園上學，每月托幼費400元。

　　“這戶人家收入比較穩定。夫妻兩人想多賺些錢為將來做打算。年輕的媽媽説工作很辛苦，但她有一種滿足感溢於言表。”張宓説。

　　“在這裡，大家的工作環境、家庭條件、背景、生活習慣都很相似，在一起會有互相照顧、扶助的感覺。因此，不同於我們以往對外來人口聚集地的印象，這裡治安不錯，有安寧感。”張荊説，“困擾他們的問題集中在子女上學、物價上漲、季節性失業等方面。在這裡，人們對融入城市沒有強烈的願望。”

　　在看到了沙子營村的側切面後，張荊和同學們得出了兩個結論：第一，沙子營村聚居地是以“熟人”特別是“老鄉”網絡維繫的小社區，地緣關係是這裡最主要的社會關係；第二，教育問題成為影響居住者未來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這個結論從一個細節得到了印證。

　　參與走訪的學生彭曉月問受訪者：來北京這麼久有沒有去哪遊玩？有沒有帶孩子在北京逛逛？大部分受訪者的答案是“沒有”。

　　“很多家庭甚至從來沒帶孩子去過北京的故宮、北海等標誌性景點，這再次印證了他們對城市的陌生感。”彭曉月説，“一是因為沒有閒錢和時間，二是沒有這種意願。用他們的話説就是：來到這裡是為了打工賺錢。他們遲早是要回老家去的。這裡從來不屬於他們。”

　　對生活的滿意度較高、融入城市的意願較低，在這個小社區裏矛盾地並存著。

　　“雖然他們來到北京很多年，但對這裡並沒有很深的感情。因為生活在相似的人群中，鮮與外界接觸，他們又獲得了相對的認同感和幸福感。”彭小月説。

　　如何打破這個自成體系的小圈子？張荊和同學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雖然這裡的人群收入普遍偏低，但仍舊存在分層。有一定職業技能的人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有正式工作的群體，收入比較穩定；最後是沒有固定收入，依靠打零工賺錢的人群。

　　張荊認為，這種分層實際上已使他們意識到在城市打拼擁有技能的重要性，也是這個群體融入城市的切口之一。

　　“為其提供培訓機會是促使其跳出固有圈子的契機。遺憾的是，這些打工者並未得到任何機構提供的培訓機會。如果想學技術，他們只能自己出錢，但這筆費用對他們而言太高。”

　　訪談中，一個年輕人表示想學做面點，然後開個早點攤子，增加收入。

　　“由於沒有足夠的本錢，他只好作罷。之後，他仍舊需要依靠‘老鄉’這一僅存的社會網絡生存。”張荊説。

　　張荊認為，教育是促使農民工下一代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徑。“目前，這裡大多數學齡兒童的首選仍舊是沙子營村的打工子弟學校。但是，校內學生的家庭背景高度相似，這樣一來，以‘老鄉’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不僅不會被打破，反而會加強。”張荊説，“這讓我們從另一個側切面看到了當地居住者的無奈。”

　　早在2009年，張荊和北工大學生就曾對農民工聚集地人口的生活、工作、子女教育問題展開過調研。

　　當時的地點選擇在崔各莊。近3年過去了，這個人群的生活狀態並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他分析説，“農民工在城市的職業分佈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的第三産業，例如建築、裝修、商販、餐飲、保潔等，往往是城市職業中最累、最苦、最臟、收入最低的工作。憑著吃苦耐勞的精神，在城市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一些個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對目前的生活狀況感到比較滿意。但從長遠來看，他們的城市生活仍舊存在不確定感和無方向感。”

　　“城鄉間的鴻溝雖然在移民潮中有所縮小，但城鄉二元分割的局面並未從根本上改觀。外來勞動力仍尷尬地介於‘廉價的補充力量’和‘可怕的競爭力量’之間：需要時可以用其作為廉價補充，不需要時則被制度約束在門外。”張荊説。本報記者 崔麗 駱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