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佈2012年社會藍皮書。藍皮書稱，民間借貸交織著規模、價格、結構以及違約等風險，使得該市場潛在危機巨大。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相當比例的資金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入“錢生錢”的投機性利益鏈條中。

　　民間借貸主要指非金融機構的社會個人、企業及其他經濟主體之間進行的以貨幣資金為標的的價值讓渡及本息付。2011年，一場“高利貸崩盤”、“私營企業老闆欠債外逃”的焦點新聞事件，令這個本隱秘的領域廣為人關注。

四風險交織

　　藍皮書稱，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全面壟斷了資金融通，任何非公金融機構皆為非法，民間借貸在一段時間內銷聲匿跡。然而，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及其融資需求的增大，這一古老行為率先在浙江省出現，接著在福建、廣東、江蘇等地興起。

　　據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估算，2003年全國民間借貸總規模可達7405億~8164億元。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當年全國民間融資規模達9500億元。2011年，民間借貸規模繼續擴張。中信證券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民間借貸市場總規模超過4萬億元，約為銀行表內貸款規模的10%～20%。在最為活躍的溫州，民間借貸一直在市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鄂爾多斯則因房地産和煤炭業的繁榮而後來居上，民間借貸的規模更超前者。

　　在中國，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屬於高利貸行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央行2002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規定：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4倍。超過上述標準的，則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不受法律保護。

　　2011年以來，受銀行信貸緊縮政策的影響，中國民間借貸市場供需兩旺，借貸利率一路走高，平均年利率超過20%，部分地區曝出的最高利率令人瞠目。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檢測數據，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達4%～5%。

　　藍皮書稱，目前民間借貸在資金來源、借貸形式以及資金流向等方面表現出新的特徵，在借貸規模持續擴大、借貸利率顯著上升的背景下，民間借貸風險更加錯綜複雜。在傳統的民間借貸行為中，資金來源主要是私營企業主和普通家庭的閒置資金等。目前，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已發生明顯變化，自然人、企業法人、上市公司、商業銀行、公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都參與其中，其中被公眾詬病最多的是上市公司和商業銀行。

　　根據上市公司公佈的半年報等材料，截至2011年8月31日，有64家上市公司涉及委託貸款業務，貸款總計170億元，其中大多流向中小製造企業和房地産企業。商業銀行主要通過承接委託貸款、銷售理財産品等方式，開展表外業務，部分資金直接或間接流向民間借貸市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估計，在溫州市1100億元的民間借貸總額中，有10%來自銀行信貸資金間接流入。

　　在自然人放貸方面，部分地區居民放貸參與率驚人，資金來源涉及面甚廣。據報道，在江蘇省泗洪縣石集鄉，總人口為2.3萬餘人，共有5800多戶，其中有1740戶參與民間借貸，佔全鄉總戶數的30%左右。

　　與此同時，放貸形式也花樣繁多，社會融資仲介、專業放債人和仲介人等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社會融資仲介機構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寄售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以及網絡借貸平臺（如“人人貸公司”）等，這些機構通過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的方式參與民間借貸。據統計，目前溫州各類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寄售行、典當行、舊貨調劑行等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機構假借經營之名，違規放貸，獲取高額佣金和利息。

　　這些借貸資金如果全部流向製造業或可謂之“合理”，但實情卻是大量轉向房地産、煤炭等高利潤行業以及投機性領域。藍皮書以溫州為例稱，溫州1100億元民間借貸資金中，用於一般生産經營的僅佔35%，用於房地産項目投資或集資炒房的佔20%，停留在民間借貸市場上的佔40%，投機及不明用途的佔5%，進入實體經濟尤其是一般生産經營的資金比例大大降低。

　　這些借貸資金如果履約成功或可無太多人關注，但隨著“溫州私營企業老闆跑路”、“泗洪全民高利貸崩盤”、“鄂爾多斯民間借貸危機”等新聞事件的曝光，部分地區民間借貸的亂象開始為全社會所矚目。據統計，2011年以來溫州累積發生“私營企業老闆跑路”事件80余起，部分事件涉案金額數億元。“泗洪全民高利貸崩盤”事件更是震驚全國，泗洪縣處於經濟欠發達地區，但高利貸波及參與者眾多、利率高，高利貸崩盤産生較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富公司案”、“蘇葉女案”、“祁有慶案”和“梅良玉案”等重大案件的出現表明，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也面臨大規模的違約風險。

　　藍皮書認為，如果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得不到改善，隨著國家宏觀調整政策，尤其是房地産調整政策的繼續執行，民間借貸的違約風險很可能會進一步放大。

四方面根源

　　那麼，是什麼構成了民間借貸的風險來源？答曰：體制、政策、管理、社會4個方面。

　　藍皮書指出，體制主要涉及信貸、投融資兩個方面。中國目前的信貸體制具有明顯的二元特徵，正規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時具有明顯的所有制傾向，偏向於向國有經濟部門發放貸款，民營經濟中的中小企業很難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取足夠的貸款，只能轉向民間借貸市場融資。同時，由於國家對正規金融市場實行利率管制，而民間借貸利率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自由浮動，國有企業的融資成本遠低於中小企業。雖然近年來中小企業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取貸款的額度和所佔比例有所提升，但仍無法改變中小企業獲取貸款與其國民經濟地位不相匹配的現狀。二元信貸體制的存在，導致社會資金出現錯配以及資金價格的扭曲。

　　在投融資體制方面，最大的問題是民間資本投資渠道有限，難以進入能源、通信等高利潤的壟斷行業。雖然2010年5月國務院出臺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國36條”）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一般競爭性領域，但各地實際實施效果不理想，民間資本在這些投資領域中仍面臨“彈簧門”、“玻璃門”。在實體經濟贏利空間小、銀行儲蓄利率偏低、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A股市場長期疲軟、房地産行業遭遇政策調控等背景下，民間資本實際可選擇的投資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在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對民間借貸資金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民間資本必然大量涌入民間借貸市場。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衝擊，中國于2008年實施“四萬億投資計劃”，該計劃對推動經濟快速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起到積極作用，但也帶來明顯的經濟過熱。為防止經濟過熱，2010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鬆轉為穩健，進入2011年，中央銀行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總供給的增速快速放緩，M1、M2同比增速一直下滑。貨幣政策的快速趨緊，直接傳導到信貸市場，各商業銀行被迫控制信貸額度，中小企業獲取貸款變得更加艱難，民間借貸市場成為中小企業“最後的救命稻草”。中小企業對民間借貸市場融資需求的增加，導致民間借貸“量價齊飛”，借貸規模不斷擴大，借貸利率急劇攀升，違約風險也無形增加。

　　在管理上，中國法律對合法的民間借貸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界定不清，民間借貸行為及其管理缺乏法律依據。由於缺乏法律依據，各級政府對民間借貸一直採取放任不管的態度。從具體執行看，對民間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分佈在不同的部門，如典當行由商務部系統監管，小額貸款公司由金融辦監管，融資性擔保公司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實施屬地管理，監管主體的多頭運作造成監管混亂，使得政府對民間借貸的事前管理、日常監控能力嚴重不足，只能被動地處理民間借貸違約事件，民間借貸風險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

　　另外，某些放貸中間人暴富起到的財富效應，使得個體參與者往往忽視投資風險，將放貸視為個人財富快速增加的捷徑；企業也因主業利潤低下，轉而進入民間借貸市場，通過放貸賺取利差。對利潤的過度追求以及對風險的忽視，導致部分個人和企業行為短期化，助推民間借貸市場迅速膨脹。

　　民間借貸主要依賴於血緣、親緣、地緣等民間信用體系，在社會整體信用水平下降、社會誠信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民間借貸的違約率也自然上升。溫州等地近年的民間借貸違約率明顯高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

四危害俱存

　　藍皮書認為，民間借貸增加經濟運行風險，影響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民間借貸市場的“非理性繁榮”，無論從短期、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會對實體經濟産生不良影響，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從短期看，由於民間借貸利率過高，絕大部分中小企業贏利水平低於借貸利率，從民間借貸市場融資將面臨巨大的償還壓力，民間借貸往往成為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另外，由於溫州等地一系列企業主“跑路”事件的發生，民間借貸市場可能出現資金供給的恐慌性收縮，從而對中小企業的正常融資和生産經營産生影響，惡化中小企業生存狀態，傷及實體經濟。

　　從中期看，由於相當比例的民間借貸資金流入房地産、大宗商品等領域，一旦房地産、大宗商品等價格下降，這部分借貸資金的違約概率將大幅度提升，進一步惡化目前的民間借貸風險；同時，投機性市場上的資金鏈斷裂，反過來會增強對資産價格下降的預期。到年底，由於企業將進入本財務年度的資金結算期，部分中小企業可能面臨更大的資金償債壓力和破産風險。

　　從長期看，民間借貸侵蝕實體經濟利潤，不利於中小企業的資本積累和長期發展。更重要的是，民間借貸不合理髮展會引致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出實體經濟，強化經濟行為的投機性和功利性，由於民間借貸多為短期借貸，中小企業難以獲得長期穩定的資金開展技術研發等基礎性工作，不利於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和核心競爭力培養，從而對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産生阻礙作用。

　　再者，民間借貸風險已對中國信貸市場、儲蓄、銀行、資本市場産生一定的消極影響，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將導致相當規模的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進而引發難以預測的金融風險，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另外，民間借貸市場是一個社會經濟活動中自發形成的體制外金融市場，它游離于國家金融監管體系之外，中國人民銀行等政府機構難以準確掌握其資金規模、價格、流向等實際運行情況，因而存在不可忽視的潛在危害。

　　藍皮書特別指出，信用體系是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性制度，企業和個人是社會信用體系中最重要的微觀主體。民間借貸行為多依賴於親緣、地緣等民間信用，部分依賴借貸仲介等社會信用形式，缺乏規範的借貸流程和手續。2011年以來，溫州等地許多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難以償還到期債務本息，不少企業主、借貸中間人選擇“跑路”等極為不負責任、不講信用的方式逃避償債責任，甚至出現不少借貸中間人“卷款逃跑”的惡性事件。

　　這些不守信行為必然産生極為不良的示範效應，降低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信任度，削弱民間信用對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的約束作用，甚至造成新的社會信任危機以及更多的信用違約行為，增加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另外，部分商業銀行工作人員和政府工作人員直接參與到民間借貸的利益鏈條中，對商業銀行和政府的公信度産生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