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13日電（記者任沁沁 張雲龍 劉剛）新年伊始，執政的中國共産黨再次展示對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和創新的決心和信心。在強調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權的同時，有效發揮新興媒體的監督作用、引導公民積極參與反腐行動被放到重要位置。

　　在1月上旬召開的中紀委十七屆七次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著力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突出工作重點，狠抓任務落實。

　　胡錦濤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進一步堅定信心、加大力度，繼續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做出成效。

　　此間專家分析指出，這反映出在反腐形勢持續嚴峻的當下，中國堅決徹底反腐敗的強大政治決心，以及獨特的反腐政治優勢，中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不斷加強制度建設和創新，正在走向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軌道。

　　2012年是中國反腐工作關鍵性的一年。按照《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的工作目標，到這一年要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規制度比較健全，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基本形成，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體制改革繼續深化，黨風政風明顯改進，腐敗現象進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有新的提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十七大以來，反腐採取了很多新舉措，反腐力度不斷加大，每年公佈反腐進展，得到公眾認可。而今，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方向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總體呈現出良好發展的態勢。

　　“但是，腐敗易發多發的勢頭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官員腐敗問題仍然突出。”汪玉凱説。

　　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45814件（次），其中檢舉控告類960461件（次）。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結案136679件，處分142893人。其中，給予黨紀處分118006人，給予政紀處分35934人。通過查辦案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84．4億元。中紀委圍繞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的“五類案件”，處分黨員幹部20776人。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財富急劇積累、利益關係紛繁複雜，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之下，‘官本位’‘拜金、享樂主義’等腐朽文化有了滋生土壤，加上制度不完善、對公共權力監督制約不力，導致黨員幹部及公職人員執政用權理念扭曲，消極腐敗現象迅速蔓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長李秋芳表示。

　　“腐敗問題是造成一些公眾對政府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仇官仇富，實際上是‘仇視腐敗’，説明老百姓對公權力濫用造成的腐敗蔓延的無奈。”汪玉凱指出，如何利用社會公眾力量加強監督公權力是一個重要方向。

　　全球化背景下，資源、資金、文化、信息等都在跨國快速流動、整合，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條件，腐敗的表現形式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中紀委十七屆七次全會公報指出，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在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新興媒體反腐在中紀委全會公報中“閃亮登場”，以專項工作安排方式出現。分析人士指出，這不僅表明了中紀委對加強網絡反腐工作的重視、對網絡輿情反應的認可與尊重，也是以積極開放、與時俱進的態度為廣大群眾提供最直接便利的監督手段。

　　目前，中紀委已建立專門舉報網站，全國31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已全部開通舉報網站，網上舉報成為群眾參與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徑。目前不少地方還添加了公共服務和交流互動功能，將“市長信箱”“專項投訴及舉報”由簡單的電子郵箱升級為互動系統，增強了舉報、投訴、諮詢等功能；設立專人專崗進行信息採集，為反腐工作提供線索。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繆青博士認為，公民參與對遏制腐敗有重要作用，而互聯網是公民參與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唯有依靠系列化的制度和公民的參與才能遏制腐敗的擴散。”他説，反腐不能光靠事後懲罰，而要從源頭上消除腐敗的土壤和社會結構。作為公民參與的重要形式，發揮互聯網的監督作用對支撐反腐制度具有重大作用。

　　專家指出，互聯網監督提供了防止腐敗擴散的一種氛圍，渠道暢通，網絡反腐的參與主體將空前廣泛，本身也是對公民自身的一種反腐教育。

　　不能否認，反腐是個世界性的難題。在受訪專家看來，直到今天，包括被視為清廉指數較高國家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宣稱在反腐敗問題上“高枕無憂”。因為腐敗與反腐敗仍是世界各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突出矛盾。

　　不久前中國社科院發佈《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指出，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仍然存在，反腐敗體制機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中國反腐敗鬥爭的推進，將呈現一個不斷與腐敗現象進行制度、文化和技術博弈從而最終遏制乃至消除腐敗的歷史過程。

　　中國反腐敗專家任建明表示，目前中國的反腐要取得根本上的成效，仍然需要進行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如果一個社會各個層級的微觀結構有資源開放、規則透明和問責的機制，而其宏觀結構有系列化的制度和涵容了法與民權的參與氛圍，就可以有效阻斷既得利益圈子轉化成為腐敗利益圈子。”繆青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