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使人人都可發表意見，卻對管理者提出難題。 　

　　【編者按】

　　當那些年輕的抗議面孔聚集在突尼斯、開羅、大馬士革等城市的街頭時，旁觀者以為這是一場突來的風暴，因為此前沒有街頭海報、沒有流傳于地下電臺的宣導。如果這般認為，那這位旁觀者肯定忽略了互聯網。在人手一台手機或電腦的時代，互聯網已經成了人們表達意見、發泄情緒、尋找共鳴的無國界平臺。繼而，西方媒體冠以這些抗議“Twitter（推特）革命”或“Facebook（臉譜）革命”的稱號。

　　在這個信息全球化時代，權力的轉移和擴散被賦予了新的方式和能量。以推特為代表的新媒體成為阿拉伯民眾爭取權益的一柄“利劍”，也是西方失業者發起“佔領”各金融機構所在地的“助推器”。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説，在互聯網上，新技術所承載的軟實力的比拼正在拉開帷幕。

　　【作者】丹梅森（英國資深媒體人、網絡媒體分析諮詢師）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過去，只有少數人能夠發表作品、發佈信息，而現在許多人都獲得了這樣的機會。人們只需花費很少甚至免費就可以使用大眾傳播工具。

　　社交媒體的發展幫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了解到遠比以前更為豐富的觀點和信息。這也令過去無法發表意見的個人，以及支持某項事業的組織和團體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有時人們會濫用手中發佈信息的權力。傳播工具會落入一些意圖維持並擴大自身影響力的人手中。同時，面對海量未經核實的、不準確的、偏激或不相關的信息，排除干擾且從中過濾出可信的內容並非易事。

　　新媒體讓發展中國家受益

　　從最基本的層面看，在席捲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等國的社會動蕩中，社交媒體發揮了兩個簡單的作用：首先，在上述國家裏，它把民眾聯絡到一起，幫助他們持續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交流思想；其次，它讓全世界人民和身處這幾個國家街頭的事件親歷者一樣了解到整個運動的發展進程。社交媒體在其中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雖然近年來，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的民眾通過數字化渠道獲得的信息量確實要多很多，但這其實並未把發達國家受眾接收信息的質量考慮在內，而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受到了數字信息研發項目帶來的積極影響。

　　例如，非洲的“見證”科技公司利用網絡地圖開發的項目讓有關事態變得更加透明；蘇丹、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的民眾，能夠使用這個網站將這些國家滋生的腐敗現象公之於眾。有關項目還在海地震後重建中扮演了重要溝通橋梁的角色。

　　非洲的另外一項革新，是世界上首個移動貨幣支付系統“M-Pesa”的發明和應用。在沒有實體銀行設施的地區，有1400萬用戶可以通過該系統安全地匯款。此外，它目前還能幫助人們獲得更多的水資源，享受到更加充分的醫療衛生服務，挽救病人的生命。

　　據“世界互聯網統計數據”網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球互聯網平均普及率為30%。儘管互聯網普及率如今在非洲剛剛超過11%，但斥資約25億美元打造的環繞整個非洲大陸的海底光纖電纜工程將在未來兩年完工，這將讓更多的非洲人有機會享受數字化服務。

　　印度的互聯網普及率甚至更低，只有8.4%，但這絲毫不妨礙這個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的民眾註冊使用“臉譜”網站和拓展職業生涯的“聯絡”網站。2011年，該國在上述兩個網站中的新註冊用戶幾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互聯網只是現實生活的延伸

　　儘管發展中國家目前仍只有較少的人能夠接觸到數字媒體，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國家的人們就因此變得糊塗。事實上，開放社交媒體的特徵之一，是民眾有機會進行調查、提出質疑、分享信息，並拒絕接受他們不信任的信息來源。

　　然而，在可以開放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下，內部和外部的某些利益集團可能試圖借此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言論。歸根結底，“互聯網”只是由一系列相互連接的電腦服務器組成的，那些有能力管理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人仍然能夠控制信息流，這類人群包括互聯網巨頭，還有政客。

　　在我看來，應該把互聯網視為現實生活的一種延伸。對互聯網使用者來説，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在享有公民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尤其是要尊重人類基本的價值觀。在使用互聯網時，網民同樣不能逃避自己的責任。比如説，與藐視法庭、誹謗、種族歧視和性騷擾等有關的法規也應適用於互聯網。

　　試圖在全世界實施互聯網管制是個棘手的問題，如何適當合理地對互聯網進行管理給各國政府都帶來了重大挑戰。鋻於各國情況不同，其實不存在“放之四海皆準”的互聯網管理規則。各國政府需要保持內部和外部的溝通渠道暢通無阻，最重要的是，要傾聽民眾的意見

　　（本報記者 王宇丹採訪/整理）

　　新媒體只是催化劑並非推動者

　　【作者】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媒體技術，微博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社會交往方式，也改造著社會輿情的生産與傳播形態。更多的老百姓參與到這種活動中來，有助於微觀的社會結構的形成。

　　任何一個官員也好，企業家也好，社會組織也好，今天都已經處於大家的凝視之下工作，這是所有人必須適應的一個新格局。它會造成過去傳統意義上的神聖與權威在某種程度上的解構。現在要形成自己權威的方式則與之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必須要順應民意，然後和民意進行溝通。

　　這一點，不僅對中國來説是這樣，對於西方所謂的民主制而言也是一樣。

　　Twitter推倒不了一個政權

　　總體上看，2011年新媒體的表現還是積極和正面的。比如英國8月間發生的騷亂事件，最初卡梅倫政府甚至想以某種方式來封閉這樣一個媒體，但事後的檢討可以證明，整個互聯網上、推特（Twitter）上面對於事態的發展反而起著引導、控制以及組織的正面作用。這種正面作用在英國相關調查委員會的結論當中得到了充分肯定，所以，我們不應該認為新媒體是社會動蕩亂局的推動者。實際上，只要政局和社會本身不需要重大改變時，信息流動本身很難導致一個政權倒臺。

　　我想，信息最多好比催化劑而已，而在全民語境的情況下，這種催化劑的正面作用常常大於負面效應。雖然在動蕩事件中也出現了一些反例，但它們遠沒有摧毀政權或擾亂社會秩序的能力，我們過去對新媒體作用的認識有一些錯誤和片面。

　　在群體性事件中，推特也好，微博也好，都會有更多的眼睛、更多的主張、更多的利益表達，讓社會的決策信息來源更加多樣，考慮層面更加系統、均衡、協調，它提出了一個更高層面上的社會協調、社會公平和社會平衡的問題。當然，在取得多元化、多極化平衡的同時，也會為此付出一定的社會成本和社會代價。對得失的評估，可反映社會觀念和既有社會軟硬體設施是否已適應新時代的發展。

　　話語權本質是一種文化輸出

　　在傳播學中，有個名詞叫“信息鴻溝”，意指當代信息技術領域中存在的差距。鋻於信息已經成為國家間競爭的要素之一，那麼新媒體技術是否正在加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信息鴻溝”呢？

　　我認為，應從兩方面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得益於新媒體的日益普及化，人們用更低的代價、更加方便的方式來接受各種信息，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會縮小人們對一些普遍知識的“信息鴻溝”。就普及性的社會知識和基本文明而言，普通的老百姓和大學教授所掌握的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過去，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很低，現在由於各種各樣的聯絡，我們可以更容易地表達自己，也更容易接觸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比如，我們想要了解非洲某一個小國，過去很難做到，但現在通過互聯網技術，一切就變得觸手可及。

　　但另一方面，知識或者精神文明的成果是分層次的。從全球範圍看，發達國家或大跨國公司可以在更高層面上利用信息的平衡和溝通，來創造更多的利潤。由此，信息的平衡與否是相對不同層面而言的，在高層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信息鴻溝確實存在進一步拉大的可能性。

　　日前，有日媒報道稱，圍繞互聯網未來規則的制定問題，美法中等主要國家正在展開激烈的主導權之爭。互聯網未來規則涉及國家和企業的利益，據報道，發達國家反對採取互聯網管制措施，而發展中國家則批評了美國主導下的現有框架。

　　在這種情境下，中國如何更好地把握自身話語權？我認為，外功要內修。如果中國的話語表達不能夠對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産生有效影響，並能形成某種共識，那麼這種話語權也很難走向世界。説到底，話語權本質是一種文化輸出，是中國通過信息傳播能夠給世界提供多少解決人類發展困境的東西。能做好這一點，話語權自然就會提升

　　（本報唐筱妍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