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內經濟來看，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出口增速有所放緩，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明顯增大。同時，影響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這些問題相互交織和疊加，使宏觀調控面臨更多“兩難”選擇

　　金融調控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前瞻性進一步提高

　　記者：從上次金融工作會議到現在，5年來世界經濟經歷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我們採取了哪些措施成功應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

　　周小川：2007年金融工作會議設定了一些重大金融改革、發展、開放方面的安排，但隨後遭遇了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爆發的速度超過大家的預想，對我國的衝擊明顯加大。之後，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應對危機衝擊上，採取了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提振信心，擴大內需，促進了我國經濟率先實現企穩回升。

　　隨著中國經濟向好勢頭逐步鞏固，通脹預期和價格上漲壓力也有所加大，我們及時調整貨幣政策取向、節奏和力度，貨幣政策回歸穩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把好流動性總閘門，引導貨幣條件逐步回歸常態，有效遏制物價過快上漲勢頭，妥善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

　　這5年來，金融宏觀調控工具體系進一步豐富，逆週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調控機制建設和轉型取得重大進展，調控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前瞻性進一步提高，有力促進實現了“穩增長、抑通脹、減順差、擴內需、調結構”的目標。

　　今年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對通脹仍不能掉以輕心，宏觀調控面臨更多“兩難”選擇

　　記者：回顧2011年，從年初比較密集的宏觀調控到微調，再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宏觀政策出現了一些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如何看待2012年的經濟形勢和相應的政策選擇？

　　周小川：總的來看，2012年世界經濟面臨的困難和不確定性都會比較多，對此一是要注意觀察，二是要加強政策的儲備，做好應對。

　　從國際上看，歐債危機的演變、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的減速等問題都存在，如果這些因素加總在一起，外部環境就不太好。更重要的是，國際經濟瞬息萬變，發展態勢目前看不太準，因此要對這些情況準備一些應對。

　　從國內經濟來看，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出口增速有所放緩，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明顯增大。同時，影響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環保成本因素長期存在。今年又逢地方政府換屆，各地推動城鎮化、工業化的熱情都很高，對通貨膨脹仍不能掉以輕心。這些問題相互交織和疊加，使宏觀調控面臨更多“兩難”選擇。

　　去年貨幣供應總量適度，不應由於結構性問題而一定要去調整總量政策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2012年的貨幣政策定調為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這和2010年年末提出的“穩健”有何區別？

　　周小川：“穩健”一詞的覆蓋面比較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了宏觀政策要有靈活性、針對性，同時加強科學性、前瞻性、有效性，我們會密切觀察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來進行適時適度的調整。要做好外部環境比較差的打算，同時對於抑制物價上漲過快也不能放鬆，還需要合理管理通脹預期。此外，結構調整方面任務也還比較艱巨。宏觀政策對這些問題都還需要作出權衡。

　　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實現穩中求進，需要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箱，裏面既要有數量型的調控工具，還要有價格型的調控工具，既要有傳統的調控工具，也要開發一些宏觀審慎性政策工具，要做到儘量齊全地擺在那兒，做到在幹活的時候都能找到，隨時有合適的工具可以用上。

　　記者：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錢荒”這個詞被媒體頻頻提及，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問題進一步凸顯。這是否意味著2011年貨幣供應量的水龍頭關得有點緊？

　　周小川：應當説，去年貨幣供應總量的把握還是適度的，否則也不可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遏制物價過快上漲勢頭。與此同時，去年在銀行業的努力下，中小企業貸款增幅高於全部貸款增幅，增幅之高近年來少見。由於一些成本上漲、産業鏈上存在拖欠等因素，使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仍然感到經營困難，需要在結構上採取更好的辦法來加以解決。

　　我們不應由於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使某些環節缺少資金而一定要去調整總量政策。如果傳導機制不暢，總量政策的調整不一定能使資金到達所需要的地方去。

　　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可以進一步擴大

　　記者：從去年10月起，外匯佔款連續兩個月負增長，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出現了資本流出的趨勢？

　　周小川：從近期情況來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到國內的外匯市場，影響到資本流動方向的變化，應該説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我國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讓人民幣匯率處於合理均衡水平，屆時資本不是只在一個方向流動，而是有流入也有流出。目前一定程度的資本流出，與我們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方向並不矛盾。

　　記者：近期國內外匯市場多次出現人民幣匯價觸及匯率浮動區間下限的情況。未來匯率浮動區間會不會擴大？

　　周小川：我國目前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在正負5%。區間以內。未來，隨著資本流入流出相對比較均衡，擴大匯率波動幅度的條件會比較成熟，匯率的浮動區間可以進一步擴大，這是由市場供求關係和市場參與者提出的交易決定。波動幅度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匯率的平均水平會呈現朝某一方向上的明顯走勢。

　　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時機需要權衡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利率市場化的呼聲很高。“影子銀行”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形成了變相的利率市場化。怎樣看待進一步改革的時機和其中的風險？

　　周小川：利率市場化始終都在推進，思路上沒有太大障礙，具體操作上主要是要考慮順序安排和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從順序安排上講，首先是通過改革，使得金融機構實現硬約束，這樣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都比較端正了，價格放開問題就不太大。過去有些改革還沒有得以推進，軟約束的金融機構往往在攬儲方面的積極性過高，缺乏自我約束導致非公平競爭，從而對整個銀行業健康發展不利。應當説隨著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和成功上市，金融機構的軟約束和公平競爭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利率市場化改革有條件進一步推進。

　　從國際國內形勢上講，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恢復最好、發展最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的資金價格平衡點可能較高。而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是零利率，在利率缺口太大的情況下推進利率市場化會吸引資本流入，造成較大的壓力。

　　另一方面，要穩增長、擴內需，就要刺激消費。在儲蓄偏多的情況下，我們希望居民減少一點儲蓄，多一點消費。而推進利率市場化，如果存款利率向上浮動，就和擴大消費的目標不完全一致。總之，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時機需要權衡。

　　有能力控制和消化地方財政的債務問題

　　記者：今年是地方融資平臺還款的高峰期，再加上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融資平臺是否會給金融體系造成新的衝擊？

　　周小川：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總體來講仍處於可控狀態，目前中央對這一問題給予高度重視，要清理，要規範。與此同時，銀行體系經過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在這方面的風險管控能力也有較大提升。

　　當然也有一部分不夠規範，屬於在清理規範過程中。但要看到，中國政府債務與GDP之比總體處於國際上比較低的水平，我們有能力控制和消化地方財政的債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