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就提出，我們的各種廉政建設制度要管用，而且提出“監督合力”的概念。比如收入申報制度和年終考核制度，利用現有的資源增加一些環節，把這兩個最管用的制度完善起來

　　一年前的今天，2011年1月6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對外宣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張敬禮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在2011年新年伊始，政府部門的一位高官即被宣佈查辦，可謂是吹響了一年反腐倡廉的號角。

　　就在一個月後，國家級貧困縣江西省鄱陽縣爆出近億元財政資金被侵吞事件，主角則是當地財政局股長李華波。股長，在中國的官員體系中，連最小的副科級“官員”都算不上。雖然當下貪腐數額愈攀愈高，公眾已不稀奇，但一個小小股長卷走近億款項依然令人震驚。

　　既打蒼蠅也打老虎，構成了2011反腐鮮明的特點。“現在不僅對低位官員進行監督，對高位也監督。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反腐敗要頂層，就是對於高級幹部的監督，以及在他們犯罪以後給予嚴厲的打擊。也就是説，現在的反腐思路是不能單單從下而上，還要從上而上、從下而上都要進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指出。

　　重量級高官接連落馬

　　就在張敬禮被“雙開”4天之後，2011年1月10日，在十七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始終保持查辦案件強勁勢頭。這次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著力查處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著力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在這一精神指導下，兩天后，因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4200余萬元，北京市門頭溝區原副區長閆永喜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審。

　　2011年4月6日至7日，中共廣東省中山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李啟紅在廣州受審，被控內幕交易罪、洩露內幕信息罪和受賄罪3項罪名。10月27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內幕交易罪、洩露內幕信息罪、受賄罪判處李啟紅有期徒刑11年。

　　盛夏的內蒙古，正是草原水肥草美的季節，內蒙古自治區原副主席劉卓志卻在此時被“雙開”。2011年7月24日，中紀委通報劉卓志嚴重違紀違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鉅額賄賂和禮金。中紀委決定開除劉卓志黨籍、開除公職。

　　除了上述官員外，2011年還有多名重量級高官紛紛落馬: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家盟，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統戰部原部長宋晨光等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等因涉嫌違紀違法問題被立案調查；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廣東省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張春江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等被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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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一系列腐敗貪官被查處，説明了我們黨和政府反對腐敗的堅定決心，説明我們反腐敗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斷加大。對任何腐敗分子，不管涉及誰，都要堅決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2011年腐敗案件繼續保持著高官級別越來越高的特點。”林喆向記者介紹説，“近年來我提出腐敗有落勢化的傾向，但是2011年高官腐敗向低位下落的傾向又出現了回升，依然是高官落馬比較多。”

　　林喆同時指出，2011年的高官落馬除了省部級幹部以外，也包括了地廳級官員，“僅僅是查辦工程腐敗，一年半之內就有78名廳級幹部落馬。與高鐵事故頻發相聯絡的就是鐵道部內部的群蛀現象的存在，鐵道部在2011年前5個月內，就有7名高級官員因涉嫌貪污腐敗落馬。”

　　小人物亦“興風作浪”

　　盤點2011年貪腐案可以發現，“小人物”已儼然成為各類貪腐大案的“主角”。他們是最底層的科級官員，一些人甚至連官員都算不上——如股長、“村官”、部委裏最底層的收發員、甚至清潔隊小領導等，而他們掀起的風浪，也著實令人吃驚。

　　2011年11月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並下達死刑執行命令，被中紀委領導批示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被媒體稱為“土地奶奶”瘋狂斂財1億多元的遼寧省撫順市女貪官羅亞平，在瀋陽市被執行死刑。

　　羅亞平案被媒體報道之初，人們的第一反應大都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區土地局局長，如何能斂得鉅額錢財?她是怎樣運用手中權力的?

　　事實上，翻閱2011年落馬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官”的腐敗歷程，不難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掌握著“重要部門”或“特殊領域”的權力:

　　羅亞平，這個正科級女官員，握有黃金地段土地徵用和審批權，敢於對包括自己上司在內的官員吼叫:“是我弄來的錢給你們開支的，你們都是我養活的，沒有我來賺錢，你們只能去喝西北風。”

　　在湖南省耒陽市，一個名為“礦産品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的科級單位，每年收稅4億元，掌握該市四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成為“最肥科級單位”。2011年，這個辦公室55人被立案調查，從主任到下屬站點站長、班長，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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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大小不與行政級別絕對成正比。許多科級貪官的特點是:官不大，但長期紮根基層，關係網錯綜複雜，甚至亦可權傾一方。而處級以上幹部，則有跨部門和跨地域交流要求，作為“流官”，往往未必有科級官員那般更隱秘的影響力。

　　“‘蟻貪’的特點就是，受賄者權力小、地位低，他們處於權力末端，卻憑藉手中的小權日積月累進行貪污，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地貪腐。一小口一小口地貪腐，累計起來可以達上千萬元，比如像河南的李蔭奎，受賄1575次，累計上千萬元。”林喆説，“由於‘蟻貪’身在基層，其腐敗行為直接危害群眾利益，所以對國家的危害很大。”

　　上下監管“兩手都要硬”

　　“過去民眾曾有這樣的説法——‘老虎作報告，狐狸聽報告，蒼蠅蚊子戴手銬’，講的就是過去一開始對於底層貪官打擊得很厲害，對於上層的高官往往不動。像縣級市、地級市的高級官員，往往在貪腐的同時還在臺上大作廉潔報告，但是沒有人敢去動他們，因為紀檢部門比他們級別低。”林喆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説，“‘打老虎也打蒼蠅’的趨勢是從2006年逐漸出現的，在2011年得到了發展。”

　　對於目前“老虎”、“蒼蠅”均有腐敗的情況，林喆認為，“我們現在很多制度都有缺陷，需要進行完善。2011年中央就提出我們的各種廉政建設制度要管用，而且提出‘監督合力’的概念。比如收入申報制度和年終考核制度，利用現有的資源增加一些環節，把這兩個最管用的制度完善起來”。

　　此外，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視“小官巨貪”現象，科級腐敗成為重點打擊目標。2011年年初，山西省紀委在全省各地播放的一部警示教育片，就叫《小官大腐警示錄》。

　　除了上述特點，林喆認為，2011年，中國反腐敗工作還出現了以下新形勢:

　　針對違紀違法工作人員外逃和境外緝捕的問題，我們國家啟動了省級防逃、追逃、協逃機制試點工作，包括廣東、上海、雲南在內的10個省市聯防；

　　在以往廉政成功經驗基礎上，各行各業開始摸索反腐的實踐經驗，創新出諸多反腐手段。比如説企業總結如何防範國有企業腐敗，從而提出“一把手”&&表率作用和幹部崗前的談話制度；

　　2011年年底，全國開展有關反腐工作的論壇會議，比如最高檢召開了理論創新和預防職務犯罪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專家學者互相交流反腐敗的經驗，對新情況進行對策性研究。此類論壇推進了各地廉政建設，加強了反腐敗學者以及反腐敗的一線人員的思想交流。

　　記者趙麗 實習生馬月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