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　厲以寧

　　儘管歐債危機令中國出口訂單減少，出口下降，外資來華投資減少，中國資本走出去更困難，但整體來看，中國經濟還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長率。

　　保持8%的增長也不是容易的。對國內來講，最主要就是調整結構問題。GDP的結構比總量更重要。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GDP比英國多得多，輸就輸在結構不如人家。1840年英國工業化已經70年了，製造業已經很有層次了，中國還是全手工生産。

　　人力資源結構也是這樣。1840年的時候，英國小學普及了，還建立了多所大學，有很多研究人員、教授，還有經濟學家、金融管理專家，也培養了大量技工；中國1840年農民大多數是文盲，婦女大多數是文盲，少數讀書人也讀的是四書五經，有幾個人懂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

　　回到今天，中國跟日本相比，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了，這是我們多年努力的結果，但是一説到結構，我們不如日本。

　　企業要想進一步的發展，在産能過剩、部門缺乏投資的情況下，不調怎麼行？調結構關係到生死存亡，必須把握機會抓緊時間。

　　結構調整同樣涉及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民營企業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是有優勢的。要切實幫助民營企業開拓國外市場。

　　提高農民收入是最大的改革

　　調結構，更重要的是要調得好。要調的最大結構是什麼？城鄉二元結構。

　　國內消費能力之所以上不去，城鄉收入之所以有差別，原因何在？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提高農民收入是當前最大的改革方向。

　　我們要擴大內需，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收入，隨著勞動素質的提高，用工成本當然就要上升，這還不夠，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

　　關於這個問題曾發生過一場經濟學界的爭論。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大蕭條，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派是英國古典派，他們解決失業問題的思路是：一個人工作兩個人做，一個人工資兩個人分，他們覺得，這樣失業問題就解決了。

　　當時還年輕的瑞典經濟學家尼爾達爾寫了一份報告，提出要解決失業問題必須解決民生問題，多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多建公租房，搞失業保險和養老基金。

　　他的學説一被實施，消費馬上就擴大了。這説明人們之所以不敢消費，就是有後顧之憂，把後顧之憂解決了，消費就提高了。

　　建平價出售的房子，這種任務是要由政府承擔的。政府要讓人有房子住，再提高了收入，人民生活狀況改善了，後顧之憂就消除了。

　　西方國家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情況下，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時城鄉保障又沒有一體化，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別。所以不但要解決後顧之憂，而且要讓農民感到社會保障上有一樣的待遇，這樣整個內需就擴大了。

　　貨幣投放要穩健

　　有人問，這次國際金融風暴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或者教訓是什麼？我回答説是財政收支平衡。

　　美國經濟學家曾經説：財政赤字不用擔心，經濟有週期，經濟困難、蕭條的時候赤字多一點沒關係，經濟繁榮時期來彌補，這樣下來，財政赤字、財政盈餘一抵消就可以了。

　　經過幾十年時間的驗證，證明這完全是一個幻想。經濟蕭條的時候，國債可以大量放，但等到經濟繁榮的時候，就不是這一屆政府了，新政府也要彪炳自己的政績，給老百姓留下好名聲，就會同樣擴大財政支出。

　　在財政收支平衡的問題，中國應該怎麼辦？貨幣量適度放鬆，要穩健。中國跟外國不一樣，中國是雙重轉型：一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雙重轉型中，貨幣流動量更大，流通速度比正常要慢，很多流通渠道還不暢通，西方國家計算出來的貨幣流通水平對中國不適用，它的正常水平在中國就是緊縮。

　　宏觀調控最重要就是找時機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