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年的開復工面積比較大，都在1億多平方米的開復工面積，有人測算過，説是整個歐洲建築面積總和的3倍。

    北京大學西學部公共衞生學院教授 潘小川：PM2.5，它吸附的一些大氣裏面的那些毒性物質，各種各樣的毒性物質，包括像致癌物，包括致一些生殖系統危害的物質，它進入到呼吸道以後，進入全身吸收了，對體內的影響是全身的效應。

    從2004年開始，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潘小川就開始監測空氣中PM2.5的日均濃度，他發現每當數值增加時附近醫院心血管等急診患者數量就會有着明顯的變化。

    潘小川：相應的心血管系統疾病的急診的人數以及因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數大概是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到七這樣一個比例，高血壓的病人在醫院的急診會增加5%左右。

    而一份北京市今年11月公佈的肺癌發病率報告中指出，2000年-2009年，北京市肺癌發病率增長56.35%，而從2005年起，北京的肺癌發病率及死亡率躍居眾癌之首，而究其原因，大氣污染居住環境的空氣污染應該是誘發肺癌的重要因素。

    杜少中：這個空氣質量不是監測出來的，它是治理出來的，如果不治理、不減排，空氣質量改善，沒門。

    白岩松：有好多人近幾個月來的確開始關注過去根本不會去想PM10、PM2.5有什麼區別，為什麼很多人越來越倡議我們提倡用PM2.5這種小顆粒監測去來評價空氣質量呢？舉一個例子，一個是乒乓球，一個是糖豆，哪個更容易噎嗓子呢？其實顯然是糖豆更容易噎着嗓子，乒乓球一般不容易。因此如果測空氣中的PM10，就相當於測乒乓球，但是2.5細小的顆粒就相當於糖豆，乒乓球可以被嗓子堵住，進不了我們的肺，但是小顆粒2.5卻可能進入我們的肺，給我們的健康帶來更大的危害。因此，這兩年如果要是從監測乒乓球PM10來説，我們的指標是下降的，那顯得我們進步了。可是要從PM2.5的角度來説，它的指標卻是上升的，也就是説給我們帶來危害的指標其實是在悄然上升的。這正是很多人為什麼建議應該儘早地在中國用PM2.5的監測標準取代PM10，這樣一個重要的背後的思考。

    其實昨天早晨我坐火車去了一趟濟南，下午又從濟南回來，感受太深了，一路上火車真是好，動車跑的真夠快，但是連綿不斷的大霧，到下午的時候霧都沒有消散。這已經不是哪一個城市變成霧都的概念了，是整個這麼大的區域都被這樣霧霾的天氣所籠罩的概念。

    很多人總要去問，怎麼辦？到底怎麼辦？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在談很多技術的數據、技術的方法以及治理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態度。恐怕我們首先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如何不用面子去建立指標，而是用肺去建立指標，以人們的健康為標準這才重要。前兩天中央把貧困縣的標準由1200多塊錢一下子上升到2300塊錢，結果直接導致中國的貧困人口由2600多萬又重新變成了12000多萬，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那麼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説，我們是不是也不能再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呢，先誠實地對待自己，誠信地對待自己。同時，不再那麼考慮面子才是更有面子的事。

    接下來我們當然要去關注怎麼辦的問題。

    在今天大霧瀰漫的背景下，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公開徵求意見也到了截止日期，改變已經開始。然而制定了新標準就能解決現在面臨的空氣質量問題嗎？也許霧都倫敦半個多世紀的去霧制度能給我們一些啟示。1952年12月，潮濕有霧的空氣停滯在倫敦城上空，工廠和住戶煙囪排放出的大量煙塵廢物不斷在大氣中集聚，調查數據顯示，當時的塵埃濃度高達平日的10倍，二氧化硫則為平日的6倍，濃厚煙霧瀰漫全城長達5天，幾天內死亡的人數比平時增加了4000人。此次事件後來被成為英國倫敦煙霧事件。

    痛定思痛，英國政府1956年首次頒佈清潔空氣法案，對城市傳統爐灶進行大規模改造。冬季採取集中供暖，在城區設立無煙區，禁止使用産生煙霧的燃料。1968年以後，英國又出臺了一系列空氣污染防控法案，制定明確的處罰措施。

    早期的清潔空氣法就規定，在倫敦城區的電場都必須關閉，只能在郊區重建。到了上世紀70年代，英國政府又推出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法等法規，規定污染工業必須採取手段，避免有害氣體排入大氣，否則將面臨嚴厲處罰。

    1995年，英國又制定國家空氣質量戰略，規定全國各個城市都要進行空氣質量評價與回顧。

    針對汽車尾氣，1993年1月，英國政府規定所有在英國出售的新車必須加裝催化劑。同時，公共交通發展提速，居民被鼓勵購買小排量汽車，使用低污染汽車，並推廣高效清潔發動機技術。倫敦市政府還對進入城市中心區的車輛收取交通擁堵費。

    大致國家級規劃，小致區級規劃，申請規劃許可必須有嚴格的環境影響評價，既使是倫敦2012奧運會的場館和奧運村的建設也必須進行嚴格的環境評估。此外，從申請規劃許可一直到形成報告，一切都需要公開，公眾有質疑權乃至否決權。

    看看倫敦的成績，到1975年，倫敦有霧的日子從19世紀末期90天/年左右減少15天/年，1980年只有5天/年，徹底摘掉了霧都的帽子。

    白岩松：我今年去過一趟倫敦，顯然跟霧都已經毫無關係了，可能霧都更屬於我們中間的某些城市了。現在的老百姓的確對空氣的質量前所未有的關注，而且這種關注度只會越來越向上升。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如何大家一起去努力讓我們的環境更好的改善，已經變成與我們的幸福和尊嚴有關的事情的一部分了。比如説就像今天的《北京晚報》在刊登與霧、與天氣有關的消息的時候，在另一個版面我又看到一個評比，昨天揭曉的青年女科學家的頒獎，其中一位研究空氣細小顆粒物的科學家當選，報紙上還在説呢，這也反映了公眾對空氣質量這樣的一種關注。

    那麼究竟要不要提前中國用更加嚴厲的PM2.5的指標，也是與我們健康有關的指標來進行空氣的檢測呢？來聽聽專家的意見。

    郝吉明：往前推動PM2.5的減少，這是有條件的。環境質量的改善很需要公眾的關注、公眾的參與，要真正的公佈PM2.5的監測結果，大多數城市硬體上還不滿足，但是很多城市要做這件事也並不難，也並不是需要很長時間，也可以比較快的做起來。

    白岩松：沒錯，真想做的話還是挺快的，但關鍵要改變一個態度，究竟為什麼而做，如果是為了面子，那可能選一個地方還不能得到真實的數據。今天很多人可能在媒體當中也會看到一個消息，北京和天津準備聯手來監測PM2.5數值，最後選擇的地方是在北京和天津之間武清的地區。好事，但是稍微有人會有這樣的擔心，那可能是這兩個城市當中PM2.5指標最棒的一個地方，不一定能夠準確地反映生活在這兩個城市裏人們的健康和身體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