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來，中央關於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不斷豐富發展，日臻成熟，從更寬廣的視野上確立了文化體制改革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的戰略決策，標誌著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審議有關文化體制改革文件之際，梳理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發展脈絡，有利於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緊迫性和複雜性，有利於進一步凝聚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共識，從而推動相關改革的進程。

　　深刻認識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中央統一部署、順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新要求，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在思想認識和改革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強調“發展文化産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並就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的發展路徑分別作了闡述；另一方面，強調要“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並就文化的管理體制、文化生産經營機制、文化法制建設、文化市場培育等問題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説，十六大對於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的區分厘清長期以來困擾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求的提出則進一步推動了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快車道。十六大以後，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加快推進的新階段。這與中央對於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的兩個重要認識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對於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的準確把握。

　　中央以發展的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為基礎，明確要求“要充分認識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為指引，強調文化建設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明確提出了要“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目前，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目標，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錦濤一再強調，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階段性特徵為依據，強調文化建設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途徑。胡錦濤分析指出，在新的歷史階段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的階段性特徵，其中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就是隨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進入了文化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們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經成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顯著標誌。這種快速增長的文化需求，不僅體現在人民群眾對於其基本文化權益的日益重視上，也體現在對於社會更好地滿足其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在“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的背景下，我國文化發展的相對滯後性也就愈發體現出來，加強文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日益成為“新形勢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時，隨著經濟基礎、社會條件、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新技術手段的廣泛運用，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著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滲透相互激蕩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識經濟浪潮，加強文化建設，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始終具有堅強的思想保證，使億萬人民始終具有強大的精神支柱，使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始終具有強大的智力支持，已經成為關乎我國現代化建設成敗的一個全局性問題。

　　以國際競爭的新形勢為考量，強調文化建設是提高國家軟實力的客觀需要。當今時代，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經濟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國家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發展戰略。“誰佔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錦濤就使用“軟實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準我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創造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十七大上，胡錦濤明確要求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可以説，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國際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依然深刻複雜的現實背景下，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增強國家親和力和影響力，已經成為全面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之舉。

　　總之，“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要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須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堅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

　　二是對於文化體制與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要求的不相適應性的充分認識。

　　正是由於對新形勢下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的深刻認識，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認識到了阻礙文化生産力發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性問題。可以説，新形勢下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以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的充分認識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為根本目的展開的。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體制環境和社會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化的傳播手段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現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國界等特點，我國面臨的國際文化競爭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國現行文化體制的不足之處：

　　“現行文化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愈發凸顯。“我們在許多方面還習慣於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文化、辦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産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産業長期依賴政府，因而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國有文化資源的文化單位，“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競爭力，尚未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面對文化市場已經出現的多種所有制競爭的局面，有些國家辦的文化單位反應遲鈍，沒有形成進入市場主動競爭的意識和體制，甚至一些文化單位在現行體制下難以為繼”。公有制文化單位游離于市場之外，造成“主體”缺位，也不利於國家戰略安全；

　　“文化發展與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不相適應”引人關注。“一方面，國家的文化資源大量閒置；另一方面，外國文化産品大量涌入，文化産品進出口嚴重逆差”；

　　現行的文化體制也更加與世界高新技術飛速發展和應用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生産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適應。在新的傳播手段加快發展面前，我們“還缺乏適應性和主動性，在體制、結構和管理上反應很不敏感，在運用高新技術形成新的文化創造力上，還不能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和市場運作相結合、催生文化産業迅猛發展的勢頭相抗衡”。

　　總之，改變這些不適應狀況，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實現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産業快速發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