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銀監局已經開始了針對溫州等地小企業債務危機的省內部署工作。浙江省銀監局相關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監管部門已經要求銀行對産品有市場、前景好、經營管理較規範但出現暫時性困難的可轉型企業，實行名單制幫扶；還要求銀行對小企業加大貸款力度，包括不抽貸、壓貸；另外，對暫時出現風險的企業，政府也將採取相應措施解決問題。”

　　記者了解到，浙江省內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困難貸款企業再次展開排查，並且不少商業銀行地方分行還成立了專項工作小組。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些銀行開始著手下調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上限。對是否能夠增加可貸款小企業的數量及資金量時，當地多家商業銀行負責小企業貸款的公司銀行部人士表示“會依據排查情況，對小企業信貸規模傾斜，提高貸款審批速度”。

　　業內分析人士認為，緊縮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發了小企業錢荒加劇，而今年這一現象之所以集中地大規模爆發，根源依然在於我國金融系統結構性失衡這一矛盾，因此，金融體制改革仍需尋求突破。

　　幫扶措施

　　政府“搶險”銀行著手調結構

　　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現在浙江省內的金融機構，已經開始對小企業債務問題再次展開摸底，並且配合監管部門的要求，為當地企業打開資金渠道。

　　中金公司在一份報告中稱，事實上，“銀行自今年中期以來就注意到民間借貸的潛在風險，並且進行了客戶排查。因此，初步預計銀行受到(此輪高利貸危機)牽連的風險基本可控。”但不容忽視的是，今年以來兩次加息、六次調準使得負利率現象越發突出，銀行可貸資金受限。在有限的資金規模下，接下來，銀行如何做出貸款結構的調整與平衡尤為重要。

　　針對這種金融機構的現狀和當前溫州等地小企業債務危機升級、經營困難加劇的趨勢，從10月10日起，浙江銀監局就推出了“一攬子”金融幫扶措施，要求全省銀行業全面落實“三嚴五禁”，其中就包括：嚴格落實銀監會貸款新規，規範貸款用途審查，做到“實貸實付”和“受託支付”，防止貸款資金被挪用和外流，切斷“錢生錢”的源頭；嚴格落實利率風險定價，主動向企業讓利，對小企業貸款利率原則上不上浮或少上浮；嚴格落實全省1000家中小企業信用貸款試點任務，改變單一的抵押擔保信貸方式，積極探索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長效機制。

　　“五禁”具體為：一是禁止存貸挂鉤，不能要求企業事先提供存款或直接將貸款部分轉為存款以作為發放貸款條件；二是禁止一切不合理收費，取消所有貸款承諾費、管理費、顧問費、諮詢費等；三是禁止貸款時搭售任何理財、保險、基金等金融産品；四是禁止向民間借貸仲介結構融資，防止資金鏈斷裂；五是禁止將銀行自身考核壓力轉嫁給企業。

　　建行浙江分行公司銀行部有關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我們已在組建專項工作小組，根據風險排查情況，增加對小企業貸款規模的傾斜力度，並且提高審批速度。”截至今年6月末，建行針對小企業的貸款餘額為8258.99億元，增幅12.62%，高於公司類貸款增幅5.79個百分點；且佔整個公司類貸款餘額的19.4%。

　　多家商業銀行地方分行也開始著手下調貸款利率上浮上限，且要求上浮上限不超過15%。城商行中，溫州銀行針對小企業的貸款年利率下浮幅度在1個百分點左右，市場估計此舉將使得該行全年讓利近2億元。同時，寧波銀行溫州分行行長王永良公開表示，“第四季度該行除保證對溫州分行的常規信貸資源投放外，還將繼續追加1億元以上的專項信貸資金，全力支持溫州小企業”。

　　法律規範

　　民間借貸市場亟待有效監管

　　一般而言，民間借貸可分為兩類：一是實體經濟部門之間的借貸，如居民之間、非金融法人之間、居民與非金融法人之間的借貸；二是準金融部門包括小額貸款組織、貸款公司、産業基金、風險投資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等機構，對實體經濟部門的借貸。

　　央行今年初提出的“社會融資總量”這一概念，就包括了正規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融資以及民間融資。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認為，“從央行公佈的社會融資總量看，2009年和2010年的社會融資總量都在14萬億元左右，社會融資總量約佔投資總量的50%左右，也就是説有一半左右的投資需要融資來解決。按照這個比例計算，2011年的投資總量應該在32萬億元，需要16萬億元的融資，但2011年的融資總量肯定到不了這個規模，總體的資金必然緊張。”

　　然而，我國民間借貸市場資金量非常龐大。中金公司的報告指出，中國民間借貸餘額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至3.8萬億元，佔中國影子銀行貸款總規模的約33%，相當於銀行總貸款的7%。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一份報告顯示，上半年上市公司共發佈107份關於“委託貸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計貸款額度超過160億元，同比增長約38%。公佈的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其他”類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産業基金投資等)，上半年為2033億元，同比增長67.7%。

　　除了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大外，從幾年前的江浙沿海發達地區延伸到內陸中西部地區，甚至部分貧困地區，如煤城鄂爾多斯和江蘇的貧困縣泗洪縣，都出現大量民間借貸活動。還值得注意的是，“前幾年，發放民間借貸的除了個人和部分企業外，主要是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但今年以來，還出現兩個全新機構，一是部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本來應該是股權投資，但也以各種形式變相參與民間借貸；二是互聯網上出現的人人貸公司，通過網絡形式開展民間借貸。”農行戰略規劃部宏觀研究團隊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

　　目前，《貸款通則》僅僅規範銀行借貸行為，對居民個人之間的借貸行為，除了借貸利率不能超過同期限銀行基準利率4倍之外的法律解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對應的法律規範。準金融機構方面，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管理，典當行由商務部門管理，股權投資基金歸口管理部門尚未最終明確，這些都增加了其借貸行為的不規範。建議借鑒國外經驗，加快《放貸人條例》立法進程，明確統一的監管部門，把所有的借貸活動均納入規範範圍。

　　多位業內專家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金額上看，高利貸尚不至於危及金融體系穩定，但由於地下融資涉及眾多個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誘發社會不安定，亟待有效的監管政策出臺。同時，應該繼續落實去年5月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通過降低準入門檻、減少不合理稅費等途徑，改善民營企業經營環境，吸引民間資本回歸實體經濟。

　　深化改革

　　金融機構産品設計需多元化

　　對於金融機構的“正規軍”銀行而言，“在總體融資環境緊張的條件下，大型國企、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及地方政府的重點項目是銀行優先關照的對象，而這些大企業本身就佔據了相當客觀的信貸規模，並且貸期長。”尹中立進一步認為。

　　這一點在浙江省以及其他高利貸地區也得到了證實。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小企業來自金融機構貸款資金的總規模非常小，並且實際上，能夠給小企業提供貸款的銀行主要是當地的城商行以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分行，大型國有銀行做小企業貸款的額度和數量相對較少。”來自福建省政府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也表示，當地小企業確實佔據銀行貸款資源是極少量的。

　　“事實上，真正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包括城市商業銀行、中小銀行、社區銀行，但監管部門對村鎮銀行的審批很慎重，同時，從實際效果來看，村鎮銀行對當地實體經濟也並沒有真正做到位。”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同時，他進一步認為，對於城商行、農信社等這些機構就應該立足於當地金融市場，不宜盲目“收編”、擴張。

　　此外，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化改革，理順資金價格關係也是解決金融環境失衡的重要一步。“民間借貸市場爆發的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我國金融環境的制度設計上有不合理的地方，改革仍待推進，其中就包括引導、鼓勵銀行設計多元化的金融産品。中小企業票據融資服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同時，商業銀行還應該注重發展中小企業集合債、短債、中票等業務。”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研究院鄒平座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記者　蔡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