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100年來，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是，這場革命的劃時代意義並沒有被淡化和忘卻。科學評價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與作用，自覺繼承辛亥革命的精神遺産，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動了經濟與社會的變革，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孫中山不愧為辛亥革命的主帥和旗手，辛亥革命是孫中山的主要業績。

　　孫中山提出了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創建了全國性的革命政黨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和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嚴峻形勢下，不同的力量圍繞近代中國急待解決的社會政治、經濟等重大課題進行了不同的探索，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農民階級提出了樸素的鬥爭綱領，進行了多次反抗乃至戰爭；戊戌維新派提出了社會變革的方案，並作出了付諸實踐的嘗試。他們的活動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質，産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他們對自身歷史使命缺乏自覺的認識，因而無法提出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難以勝任民主革命的艱巨任務。

　　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系統的民主革命綱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無疑是比較先進、科學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方案，比較系統地回答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所面臨的中心課題，反映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較之單純農民戰爭和資産階級維新運動的綱領要優越得多。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在獲得了三民主義的指導之後，才具有了比較完全的意義，從而跨越了鴉片戰爭以來長達半個世紀的“準備階段”，步入更高的正規時期。

　　孫中山不但提出了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而且創建了全國性的革命政黨。1905年，孫中山創建了全國性的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相對於農民階級的秘密結社、資産階級維新派鬆散的“學會”等，這個具有近代形態的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點，發揮了“革命的中樞”的作用。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中國同盟會領導的。

　　中國同盟會的創建標誌著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第一，中國同盟會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接納為鬥爭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無疑是對民主革命中心課題的高度概括，是比較明確、系統的民主革命綱領。它同興中會初創時的政治綱領相比有了長足進步，主要是明確了共和制度的訴求和補充了社會經濟方案。較之同時期的革命團體華興會、光復會的政治綱領，則具有更豐富的民主主義內涵。第二，中國同盟會在組織方面有所改進。它傚法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原則，設立了評議、司法、執行三部，總理由會員每4年公開推舉一次。第三，中國同盟會的骨幹大部分是革命知識分子。作為其所屬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勝任政治指導者的角色，增加了中國同盟會的能量和活力，同時密切了中國同盟會與國內的聯絡。第四，在中國同盟會內部形成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領導集團。孫中山被一致推舉為總理，在他周圍聚集了黃興、宋教仁、朱執信、廖仲愷等一批頗有威信和經驗的領導人。這個領導集團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基本上肩負起了領導重任。第五，中國同盟會制訂了比較完整的方針政策。1906年秋冬之際，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編制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供各地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時遵循和應用。除具有綱領性的《軍政府宣言》外，其他文件的內容主要涉及實施方針、政策問題。第六，中國同盟會是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政黨。除本部外，中國同盟會在國內設置了東（上海）、西（重慶）、中（漢口）、南（香港）、北（煙臺）5個支部以及下屬的各省分部，在國外建立了南洋、歐洲、美洲和檀島4個支部。僅在1年多時間裏，加盟者就達萬餘人。以上這些特點，使中國同盟會擺脫了先前許多革命團體的局限性，真正成為指導、推動革命運動發展的核心力量。在短短的幾年中，中國同盟會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辛亥革命這場全國範圍的武裝反清鬥爭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孫中山是“戰爭事業”的堅決倡導者，領導了風起雲涌的武裝鬥爭

　　孫中山還是資産階級革命派所從事的“戰爭事業”的堅決倡導者。從組建興中會開始，孫中山就把反清武裝鬥爭作為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終重視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棄了維新派的上書請願方式，又超越了一般的農民戰爭。孫中山關於武裝鬥爭的理論及實踐有著重大意義，反映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基本特點——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國，必須訴諸革命的暴力。推翻了清朝的辛亥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全國範圍的武裝鬥爭。

　　孫中山對於革命暴力手段在鬥爭過程中的重大意義並非一開始就很明確，而是在經歷了挫折之後才逐步認清的。民眾的自發反抗和農民戰爭曾給他以影響，但最終使他踏上武裝反清鬥爭路途的還是政治活動的教訓。1894年，孫中山在上書李鴻章失敗後，才“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甚至實行君主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因為指望統治者來將國家改革是絕對不可能的，官方迫於形勢而作出的諾言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所以，孫中山1894年創建興中會後立即著手策劃廣州起義，後來又發動了著名的惠州起義。革命黨人展開的多方面活動，包括宣傳鼓動、籌款、聯絡會黨和其他社會力量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反清武裝鬥爭。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馬上派遣會員分赴華南、西南和長江流域，進行實地調查，準備武裝起義。1907—1911年春，孫中山在華南、西南地區策劃了8次起義——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州防城之役、廣西鎮南關之役、欽州馬篤山之役、雲南河口之役、廣州新軍之役和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在鎮南關之役中，孫中山曾親登鎮北炮臺轟擊清軍。對於遍及各個地區的反清武裝鬥爭，孫中山也極力給予策應和支持。

　　堅持反清武裝鬥爭，是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資産階級革命派活動的重要特點，反映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客觀規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人民群眾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而沒有基本的民主和權利。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任何反抗都會招致反動統治者的殘酷鎮壓，甚至連堪稱“跪著的造反”的維新運動也以“六君子”的血灑街頭而夭折。為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爾作出的“改革”姿態，實質上都是為了茍延殘喘的狡猾手段。以清末鼓噪一時的預備立憲為例，無論遲遲不能兌現的《欽定憲法大綱》還是已經開設的咨議局、資政院都沒有改變人民的無權狀態，以致立憲派也普遍感到失望。因此，革命黨人和廣大群眾為獨立、民主和富強而鬥爭，不可避免地要訴諸暴力手段，通過武裝起義推翻清朝政府。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認識和實踐了這個道理，這對於他們所從事的革命事業大有裨益。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幾乎沒有離開“戰爭事業”，從開始組織革命團體時就進行了幾次反清武裝鬥爭，到中國同盟會時期更發動了持續不斷的武裝起義，直到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

　　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所策劃的多次起義大都以失敗告終。造成這種悲劇性結局的原因很多：沒有練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裝；從外面“輸入”械彈以及戰鬥人員；各自為戰，不相聯屬……更為嚴重的是沒有深入發動和組織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致使起義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難以具備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但是，決不能因此而貶低反清武裝鬥爭的重大意義。持續不斷的起義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同時一次次悲壯的戰鬥激勵了群眾，提高了革命黨人的威望，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事實上，每一次武裝起義都為最終推翻清政府積累著勝利因素。“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更成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孫中山後來所指出的：“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是共和制度的捍衛者

　　孫中山在武昌起義引發革命烽火遍燃的時刻返回祖國，建立共和制度成為當時迫在眉睫的任務。他旋即被推選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組建和主持了設在南京的臨時政府，成為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在短暫而又極其困難的三個月裏，他力求對新生的共和制度有所建樹。只是由於形勢迅速逆轉，革命實際上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臨時政府面臨著各種壓力：西方國家均未承認共和國；臨時政府甚至沒有預算和財源；革命政權缺少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非袁莫屬”的呼聲甚囂塵上……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支持的袁世凱及其後繼者攫取後，孫中山又舉起旨在捍衛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中華革命黨反袁鬥爭與兩次護法運動的旗幟。

　　孫中山和資産階級革命派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不朽的業績，但他們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徹底的勝利。這是歷史的必然：不僅由於當時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而且因為資産階級革命派與對手相比在政治上、經濟上異常軟弱，無法掙脫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枷鎖。正如孫中山在1924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指出的：“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于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歷史進程往往會出現暫時逆轉，但決不會停滯不前。辛亥革命後的慘澹歲月持續沒有多久，就出現了新時代的曙光：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人類帶來了理想和希望，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意味著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開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所取代。迭遭挫折而“愈挫愈奮”的孫中山積極迎接歷史的跨越，決心“另為徹底之革命運動”。他帶著長期革命鬥爭特別是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投身新的戰鬥：在中國共産黨和共産國際的幫助下，以革命精神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組了中國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動了國民革命的發展，為北伐戰爭創造了條件。遺憾的是，孫中山由於積勞成疾，于1925年3月逝世。其時，“革命尚未成功”，但大革命的風暴即將席捲神州大地。在經歷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戰爭和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的最終勝利。辛亥革命的“未竟之業”，終於得以圓滿完成。

　　（執筆：張磊 溫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