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週年。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則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目。這兩個賡續相連的重大歷史事件，存在著什麼樣的內在聯絡，從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哪些歷史啟示呢？

　　一、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準備了客觀社會條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次運動雖然沒有能夠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卻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它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譜寫了古老中國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篇章。為中國的進步打開閘門，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準備了客觀社會條件。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指出：“説到革命的準備，1921年開始的第一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説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説明共産黨的前身。”毛澤東明確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看作是“共産黨的前身”，這既科學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同中國共産黨産生之間的歷史聯絡，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進步作用。

　　首先，辛亥革命促進了民族資本的發展，為中國共産黨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辛亥革命解放了為封建專制統治所禁錮的近代中國的先進生産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資産階級革命派對發展社會生産力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孫中山宣稱：“現在民國大局已定，亟當振興實業，改良商貨，方于國計民生有所裨益。”(《孫中山全集》，第2卷，158頁)南京臨時政府設立了實業部，頒布了一系列鼓勵和保護工商業的章程和條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進民族資本的發展。據當時農商部統計，辛亥革命前8年間，全國共設廠6393家，而民國建立後，3年內建廠3669家，年設廠率大大超過了晚清時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資總額達1.4億多元，比甲午戰爭後到辛亥革命16年間的投資總和還多3000多萬元。民族資本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工人階級隊伍發展壯大的過程。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産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1920年，全國産業工人已經達到二三百萬人。可以説，無産階級如果沒有從辛亥革命開始的這一過程的量的積累，在五四運動時就很難以獨立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更不可能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兩年間成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階級發展壯大的一個臨界點，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急劇地積聚著階級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進了新思想的傳播，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準備了理論基礎。辛亥革命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報》一篇名為《新祝詞》的文章寫道：“我四萬萬同胞如新嬰兒新出於母胎，從今日起為新國民，道德一新、學術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種種新事業，胥吾新國民之新責任也。”辛亥革命之後，共和以嶄新的實體形式出現在國人面前，資産階級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否定及對資産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的確認。

　　南京臨時政府所頒布的《臨時約法》宣佈，“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這一點，雖然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沒有立即實現，但對於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卻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此後，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由於“專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發了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當時全國報紙的數量已從十多年前的100多種增至近500種，許多報紙議論時政，宣傳民主、科學和各種社會政治學説。政黨、社團也如雨後春筍般涌現，民初政黨數量“殆達三百有餘”。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種社會政治學説廣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也正是在各種思潮奔涌而至的情況下一起傳了進來，並由於主客觀社會條件逐漸發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終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又使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們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時，積極尋找探索資産階級共和國以外的新路。在這樣的情勢下，國際國內局勢此時恰好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顯示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的威力，隨著無産階級的壯大，五四運動前後，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接受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堅定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上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經歷了五四運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中國共産黨于1921年誕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為中國共産黨準備了幹部條件。中國共産黨的早期活動家和領導人，或者直接參與過辛亥革命運動，甚至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響。這些老一代共産黨人和許多後來同共産黨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從辛亥革命出發再繼續向前邁進的。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朱德、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參與過辛亥革命運動。陳獨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的總會長，武昌起義後又擔任過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朱德稱他自己“就是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于1909年在雲南講武堂參加同盟會的”(《辛亥革命回憶》)。另外許多共産黨人，如任弼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惲代英、張太雷、趙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飛、蔡和森、陳潭秋等，雖未直接參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讀過當時的進步書刊或接受過同盟會員的啟蒙。如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中，就説自己青年時代常讀《民報》，從報紙上“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經過思考，他“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共産黨創立時期的最初幾批黨員中，具有直接或間接參加過辛亥革命運動經歷的人數約佔三分之一，其中約有10%出身於同盟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