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在書店購買《朱鎔基講話實錄》。資料圖片

　　專訪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

　　《朱鎔基講話實錄》：任由歷史評説

　　9月8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朱鎔基講話實錄》公開發行，引起關注。《人民日報》整版篇幅高調全方位評介此書，有媒體稱為“卸任國家領導人出書，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朱鎔基熱：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該書的作者，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低調依舊，不簽售，不題字，不接受採訪。

　　兩年前，2009年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公開發行，也是反響強烈，本報曾為此專訪出版該書的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指出《〈朱鎔基答記者問〉》沒“內幕”。

　　本報再訪黃書元，請他講述“講話實錄”的背後故事。

　　出版動力：只是要記錄歷史

　　新京報：人民出版社曾在2009年出版了《朱鎔基答記者問》，今年又集中推出了四卷本的《朱鎔基講話實錄》，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黃書元：作為黨和國家一家重要的出版機構，出版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職責之一。之前，幾代領導人的著作都在我們這兒出版過。

　　朱鎔基2003年卸任以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開始著手收集資料，想把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給整理出來。從那時起，8年時間內收集起來的東西有1500萬字。我們聯合成立的編輯組認為，朱鎔基留下了很豐富的財富，他的人格魅力獨具一格，他的語言表達引人入勝，可以在出版上有所創新。於是，先在2009年出版了《朱鎔基答記者問》這本書。結果，反響非常熱烈，到今天大概已經發行130萬冊。

　　新京報：這個數量在今天的出版界還是相當驚人的。

　　黃書元：這種出版上的成功，讓編輯組意識到，當初的判斷是正確的，就決定圍繞朱鎔基的講話再編一套書。應該説，朱鎔基的講話跟之前一些領導人的風格確實不一樣，那幾位都是文選，就是文章的選集。

　　新京報：你怎麼看朱鎔基的講話風格？

　　黃書元：朱鎔基講話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比如説開會給他準備講話稿，他往往不讀，脫稿另談，而正是因為講話都是即興講出來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抒胸臆。這樣一來，講話的內容必然更有吸引力。

　　新京報：有一些讀者猜測，這個時候出版，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考慮？

　　黃書元：沒有任何特殊意圖，也沒有任何特殊目的，這都是水到渠成。因為八年前就開始蒐集資料，然後整理、編輯、出版，正好到今天這個時候了。出版是根據編輯的進度，不存在選擇時機的問題。朱鎔基的講話都是八年前卸任之前的，他卸任以後（對時局）沒有説一句話，所以出版“實錄”不是想面對今天的現實才要出這個書，只是要記錄歷史，記錄他曾經講過的話、做過的事。

　　真實程度：實錄程度為100%

　　新京報：一般領導人出書，多冠以“文選”“文集”。近10年以來，卸任領導人出書一直在升溫，出現了一種新變化，就是題材多樣，包括回憶錄、散文、隨筆、日記等，具有很強的個人色彩。之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答記者問》曾被認為是一種“創舉”，此次為何冠以“講話實錄”？

　　黃書元：應該講，“講話實錄”也是一個創舉，為什麼起名“講話實錄”呢？就是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不能有任何增加，更不能有任何篡改。我們編輯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增加，不改動，只刪減。朱鎔基本人有這個要求，就是按照講話錄音，怎麼講的就怎麼記，保留口語化，這樣讀起來更加親切，更加平實，也更加好懂。

　　新京報：刪減的取捨標準是什麼？是因為話題敏感，還是其他因素？

　　黃書元：總理的講話會有什麼敏感？客觀地説，無論誰的作品都不可能全部收下來，特別是講話，更不可能把那麼多東西都收到這幾本書裏面，必須有所取捨。一方面，有些重復或相近的講話，肯定只選擇最典型的一個；另一方面，比如他到一個單位的視察講話，前面會有一段客氣話，後面還會有一段結束語，這些就直接掐頭去尾掉了，只留中間的核心部分。

　　新京報：編輯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黃書元：比如，在編輯的過程中，一個關於雙匯火腿腸的事情。當時朱鎔基有一個講話談到應該支持雙匯集團，而今年雙匯火腿腸因質量問題出了事，究竟要不要把這個講話收到書裏面，後來編輯組的同志請示時，回復説，“我講的時候，是十幾年前，當時情況還是不錯的，所以讓大家支持，出事是今天出事了，為什麼要改它呢，沒有必要”。

　　新京報：據説四卷本的實錄中，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出版，而且全部的文稿都經過了朱鎔基的審定。“講話實錄”之“實”，程度有多大？

　　黃書元：文稿經朱鎔基審閱了兩遍，個別篇章可能更多。他要求就是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沒有一句是修改過的，實錄程度我敢保證是100%。朱鎔基也喜歡講真話，他説我當時講話時面對那麼多人，肯定有人做記錄，有的人可能還有錄音，現在幫我改了，可能是出於好心，但是拿出去人家一對照，覺得你不是真話，不是實話，所以你就得保持原汁原味，真實再現。

　　新京報：書中還編選了一些書信和照片，這些屬於相對私人化的東西，有什麼考慮嗎？

　　黃書元：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要能夠讓讀者從側面了解朱鎔基這個人，適當編選也有助於輔助閱讀。其實我覺得這些內容的比例還是很少，只是帶有點綴的性質。

　　稿費去向：所有稿費全捐

　　新京報：據我所知，現在的出版大多采取版稅支付方式，比如一般是8%，暢銷書是10%，乃至更多。之前出版國家領導人的文集，相比一般作者稿費標準怎樣？

　　黃書元：之前，我們也不是直接跟黨和國家領導人本人打交道談稿費，所以他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都沒有直接從我們這兒領取稿酬。

　　新京報：以《朱鎔基答記者問》和《朱鎔基講話實錄》為例，按照出版社的規定，稿費標準會高於一般的作者吧？

　　黃書元：其實並不比一般作者的標準高多少。具體標準，要等到社委會開會商量來確定。

　　新京報：你剛才説《朱鎔基答記者問》發行了130萬冊，這本書定價為59元，即使按照一般作者的標準，稿酬也相當可觀了。

　　黃書元：是，這樣計算的話，全部稿酬會有幾百萬。

　　新京報：之前曾有不少領導人把出版稿費都捐了出來，這套書的稿費呢？

　　黃書元：《朱鎔基答記者問》出版之前，朱鎔基曾明確表態，不管稿費多少，自己不拿一分錢，全部捐出去。不過，由於圖書還在發行中，具體的稿費還沒有全部統計出來。但到今天為止，他沒有在我們這兒拿一分錢，稿費還在我們的賬上。

　　將來如果要捐，我們會徵求朱鎔基的意見，按照他的要求辦。比如説捐給誰，助學還是慈善，這個要由他本人來定，他目前也沒有想好，等他想好將來一併捐出去。

　　出版信心：任由歷史評説

　　新京報：實錄中，朱鎔基的不少講話，語言都讓人深受觸動，比如“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如果不去關心人民的疾苦，我當什麼總理”。相比而言，現在一些地方官員時常出現“雷語”、公文抄襲等官場不良風氣。有人認為“講話實錄”對這種風氣會起到正面影響。你怎麼看？

　　黃書元：我認為這個影響肯定是有的，因為官員“雷語”往往都是不切實際的，公文抄襲更是令人厭惡。特別是有些官員，他們真應該看看朱鎔基是如何講話的。作為一個大國總理，他的學識，他的經歷，他的修養，造就了他個人語言的獨特性，這個可能一般人也學不了。但是，他這種做人、做事、做官以及講話的這些風格，將來肯定會影響一大批人。我這幾天就聽到有官員説，他在把這本書當成教材一樣讀，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會想總理是怎麼處理的，我在這個位置上應該怎麼處理。

　　新京報：9月13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文對朱鎔基講話中屢屢提及的23個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關鍵詞”，逐一加以描述。並且書中也多次提到“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發展公共交通”等焦點問題。從目前的讀者反饋看，大多認為是對“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黃書元：我認為是這樣，首先要看到，朱鎔基卸任以後，沒對我們的時局、政治經濟改革等説過一句話，無論在哪都沒説過，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沒有説過一句話。第二，這本書所談的內容，完全是八年前、十年前乃至十幾年前的事，不是今天的事。第三，這本書沒有一句是因為當前的局勢做了修改。

　　讀者從中讀出“改革”的期望，也很正常，因為歷史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僅是今天，若干年以後也會這樣，不同時間段讀者都可能會從歷史中得出同樣的判斷。因為朱鎔基他只是要把歷史原原本本留下來，留給讀者，我不忌諱我當時的話是對還是錯，是也非也，任由歷史去評説，不要我來説。

　　新京報：有論者認為，“領導人的個人性著作，是中國改革的心靈史。”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黃書元：可以説，在當時他們執政期間，作為國家重大事件的決策者和參與者，這個可以算是心靈史，但是不僅僅局限于改革。對於朱鎔基來講，心靈史也可以説，都是他的真話，都是當時的真實想法的表達，但不僅僅是改革一方面。

　　新京報：系列圖書的出版發行，出現了所謂的“朱鎔基熱”，你怎麼看待？

　　黃書元：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受人尊敬，二是他的語言風格引人關注，三是在朱鎔基所處的時代，改革就是主旋律，那個時期也確實出臺了很多針對現實問題的改革舉措，而他又處於這樣一個關鍵的位置，所以他給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改革者的形象。但是他作為一個大國總理，要做的不僅僅是改革，內政外交很多事情都要處理，比如WTO談判，要建立市場經濟的框架，不是“改革”兩個字就可以概括的。民眾把他和改革聯絡在一起，也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民眾對一些現實問題的改革訴求。

　　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