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在全國統一上市。CFP供圖

　　9月18日，北京西單圖書大廈一樓。記者注意到，《朱鎔基講話實錄》擺在最搶眼的位置，封面上朱鎔基笑容慈祥溫和，眼神篤定地望向遠方。這套書吸引了很多讀者翻閱和購買。一位收款員告訴記者，每天這套書的銷量都有幾十套至上百套。

　　《朱鎔基講話實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錄了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約123萬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編入《實錄》的文稿，是根據朱鎔基同志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講話的音像資料、文字記錄稿編輯而成，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購書的人中普通老百姓佔有很大比例。”記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圖書大廈和中關村圖書大廈在內的北京三大書城裏，《朱鎔基講話實錄》的銷售都很火爆。

　　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總理期間，適逢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朱鎔基直接主持了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價格與流通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趟過一個又一個雷區，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

　　雖然《朱鎔基講話實錄》涉及的內容都是國家大事、改革節點，但不打官腔、不形式化，語言簡潔幽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説，“講真話，講實話，這本書比武俠小説還有味，確實讓人拿起來放不下。”

　　“朱鎔基在改革過程中，對推進改革和經濟建設方面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人民出版社副社長任超説，在本書內容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投入最大、精力最為集中的就是系統把握這些年裏朱鎔基同志有代表性的講話內容。

　　“絕大多數同志，還沒意識到房地産過熱的嚴重性”

　　1998年7月3日出臺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通知》指出，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

　　《朱鎔基講話實錄》中披露，1999年6月22日，朱鎔基在《加快住房改革》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住房改革的重要性。“現在國民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生産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推動消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對推動住房需求給予厚望：“我始終認為對住房的需求還是最大的需求，也是符合人民群眾要求的。”

　　在當時的發言中，朱鎔基不但提出要提高房租，使群眾買房子有內在需求，而且還預見了隨著二級市場的開發，房地産經紀人的出現，稱“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可以容納很多人就業”。

　　《朱鎔基講話實錄》第四卷刊發了朱鎔基2003年1月2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九次全體會議上發表的講話《值得紀念的五年》，關於房地産發展的問題再次被他談及。

　　他説：“我講過房地産的過熱，但是我發現絕大多數同志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總是首先來一句話‘總體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後説那麼一點點的問題。絕對不是這樣！這種過熱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産的過熱，結果現在的海南島還是‘遍體鱗傷’。我看外國的報刊，都在講中國的泡沫經濟已經形成，房地産過熱，風險太大。我們銀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些錢都是銀行的。我再一次向銀行的同志忠告：你們也許這兩年就陞官了，你們也許就不會再幹銀行工作了，以為出了問題可以讓後來人收拾。本屆政府的金融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建立健全機制；但是在沒有建立這個機制之前，我們共産黨人已經搞了幾十年經濟了，還是應該負責任的吧。你們別把這個包袱留給後人，盲目地發展。”

　　朱鎔基表示：“我非常擔心的就是搞‘城鎮化’。現在‘城鎮化’已經跟蓋房子連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價格把農民的地給剝奪了，讓外國人或房地産商搬進來，又不很好地安置農民，這種搞法是很危險的。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們曾經多次討論過，就怕這個東西。”

　　朱鎔基在任期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曾多次參加金融改革活動。他評價説，《朱鎔基講話實錄》所記錄的12年間，正是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1997年面臨亞洲危機的挑戰，上個世紀末面臨入世以後中國金融開放的挑戰。12年的經濟變化難以把握，但是朱鎔基卻能很好的運籌帷幄。1992年頂著很大的政治壓力，對房地産熱、股票熱、開發區熱的三熱現象提出“快要快到什麼地方？膽子要大到什麼地方？思想要解放到什麼地方？”一系列的問號，同時也進行了正確的闡述。

　　“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以鐵腕手段、強有力工作作風著稱的朱鎔基，在1991年上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就對新的經濟週期全力支持，又在經濟學家吳敬璉等的提醒下，對即將出現及後來果然發生的嚴重通脹，首先表現出了高度警惕，抱著嚴陣以待的態度，有人甚至稱他為“防通貨膨脹的巨人”。

　　朱鎔基曾在一次全國高校管理學院院長會議上批評一位大經濟學家説：“什麼通脹不是主要問題，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他于1993年6月親自兼任央行行長，立即召開全國銀行行長工作會議，命令他們在三個月內，儘快把搞“股票熱、房地産熱、開發區熱”的貸款收回來，否則，將追究各行行長的領導責任及個人責任。全國人民從中央電視臺的電視畫面中看到了當時全國銀行行長們大為震驚、面面相覷的一幕。

　　《朱鎔基講話實錄》在第一卷中收錄了他1993年4月1日在中共中央經濟情況通氣會上的講話內容《防止通貨膨脹要始於“青蘋之末”》。當時，金融形勢緊張的狀況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朱鎔基在會議上説：“我們不能不對通貨膨脹予以高度重視。當然，只要農業不出問題，所有這些還可以控制在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如果農業有三長兩短，那麼通貨膨脹的發展就會相當嚴重。而通貨膨脹具有一旦啟動就會加速發展的特點，它不可能在沒有任何措施的情況下，自動停止和消失。”“國際、國內經驗還表明，對於通貨膨脹應當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嚴重發展後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朱鎔基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但這有一個過程。為了應對金融形勢緊張的狀況，使改革和發展能夠順利進行，他建議針對前進中面臨的突出問題，採取以下措施：提高銀行存款利率、剎住全民集資的趨勢、積極穩妥進行企業內部股份制試點、銀行要積極清理和回收超範圍、超期限拆借資金等。1993年6月9日，針對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正在發展的嚴峻形勢，朱鎔基又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十三條措施》。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説自己當時對此文印象頗深。《加強宏觀調控的十三條措施》在整體思路中提出“主要採取經濟手段、經濟辦法、經濟政策，盡可能少採取行政的辦法”，這在當時的國際經濟學界受到高度評價，被認為是中國在1992年確定建立市場經濟後的最好實踐。此外，這十三條中的第一條“要把住基礎貨幣閘門”，這是抓住了控制通貨膨脹的要害，得到國際經濟學家們的廣泛認可。這兩條在當時都是很大的創新，因為它們都不同於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做法。

　　1994年12月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發表總結講話中再次針對“通貨膨脹”發表看法。這一年，全國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漲幅高達27.1%，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達24.1%。其實，中央在1994年的限制物價措施更為嚴厲，對部分産品實行了直接的價格管制，但通貨膨脹的“滯後效應”依然存在。

　　“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只有害沒有利。江澤民同志形象地説，靠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是‘飲鴆止渴’，我認為是非常確切的。騎上了虎背以後，就很難下來了。”他説，“我特別要講一下，現在抑制通貨膨脹有一個很大的思想障礙，就是誰的物價低誰吃虧。……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來抓，就像拔河一樣，統一號令大家一起使勁抑制物價上漲，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物價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就一定能夠解決。”

　　“現在看來，他當時的預見是正確的。”曾經為朱鎔基講過稅法的財政與經濟貿易研究所所長高培勇這樣評價。

　　“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

　　國企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被外電評論為朱鎔基勇闖改革的兩個“雷區”。國務院在1958年、1982年、1988年和1993年經歷過四次較大規模的改革，但1998年的改革超過以往。根據第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國務院將減員50%。

　　“我們的國務院應該是高效的，不減人就沒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該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簡機構以後，廉政建設方面相對好管一些。現在辦任何事情都要錢，財政部門管收費的幹部也要錢，最近人民來信反映，對企業的年檢也要收費。”在1998年3月24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朱鎔基談到國務院機構改革時，稱決心已定，並由“國務院&&”。他在會議中指出，國務院的副總理由上一屆的6位減到現在的4位；國務委員由8位減到5位，其中有兩位還是兼職的。國務院正副秘書長由10位減到5位，減了一半；機關工作人員減一半。

　　然而，機構精簡的過程並不容易。在1997年年底的一次談話中，朱鎔基説，他正在操辦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他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但有“鐵腕”之稱的朱鎔基不會知難而退。他在1998年全國人代會湖南代表團參加討論時説：“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

　　1998年改革之後，國務院不再保留的有15個部委，新組建4個部委，更名的有3個部委。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來的40個減少到29個，人員減少50%。

　　與精簡機構、人員相比，工作作風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00年朱鎔基在《轉變政府職能，改進工作方式》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工作方式：“具體的講，就是精簡會議，精簡文件。現在我們的會議、文件還是太多。似乎不發文件，事情就辦不成；其實，發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實，等於沒發，還不如多抓點實事，多下去了解一點民間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