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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的歷史思考

發佈時間:2011年09月20日 08:2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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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它既不是由於“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産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偉大歷史意義,具體分析它怎樣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辛亥革命還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了積極貢獻,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辛亥志士們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顧,置功名利祿于度外,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他們氣壯山河、感動天地的英雄事跡,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産。辛亥革命的精神遺産主要表現在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鬥的愛國情懷,“以浩氣赴事功,置死生於度外”的獻身精神,關心民生疾苦、立志為百姓謀福祉的高尚品德,順應時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懷。

  100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00年來,我們的民族從不斷沉淪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的國家從風雨飄搖、瀕臨滅亡邊緣到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大踏步走向繁榮富強;我們的人民從窮苦不堪到總體上實現小康,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歷史性巨變是怎樣實現的?其中蘊涵著怎樣的歷史啟示?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它既不是由於“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産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通過對中國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它們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把封建統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一方面操縱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在經濟上進行剝削掠奪,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和生産力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極大危機。1895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指出,中國的外部環境是“堂堂華國,不齒于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國內狀況則是“政治不修,綱維敗壞”,“鬻爵賣官,公行賄賂”,“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一幅何等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這是因為,造成近代中國國弱民貧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漆樹芬在1926年出版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弱我中國者,資本帝國主義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産生之不平等條約也。資本帝國主義實為蠶食我之封豕長蛇;不平等條約實為束縛我之桎梏陷阱。”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國家的危亡、尋求民族振興的出路,就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封建主義。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中國革命運動,就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簡潔明確的語言來回答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説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事實上,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沒有停止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辛亥革命以前,這種鬥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面前,中國廣大愛國將士和民眾勇敢地拿起武器,進行頑強的抵抗,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不論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還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都是如此。但由於社會制度腐敗、經濟技術落後,這些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不堪忍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欺淩和壓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對封建統治階級或帝國主義展開武裝鬥爭。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義和團運動,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但是,由於自身的局限性,這兩個運動最終都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血腥鎮壓下慘遭失敗。

  三是戊戌維新派的政治改革運動。甲午戰爭前後,維新派總結了清王朝推行洋務運動、企圖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敗教訓,決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對中國的封建政治進行大膽改革,發動了戊戌變法。但這些改革舉措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變法活動僅僅進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鎮壓下夭折。

  這三個方面的鬥爭,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鬥爭。雖然這些鬥爭都作出了自己的歷史貢獻,但總體來説都還只處於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階段,因為它們都只是在個別方面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封建勢力,還沒有能夠提出較為系統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只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

  孫中山先生在成立興中會的時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別是明確提出要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義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旗幟下開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