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姜明安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王敬波

　　《法制日報》記者 杜 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李 媛

　　對話動機

　　今年1月21日，《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正式實施，這一條例被認為是利用司法途徑阻斷強拆的法律依據，也被普遍視為是防止暴力拆遷的制度進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開了《關於堅決防止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惡性事件的緊急通知》，提出“積極探索‘裁執分離’”，對司法介入拆遷的規範性作了進一步的規定。司法如何更好地介入備受詬病的拆遷工作？《法制日報》記者就此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展開對話。

　　對話

　　記者：《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堅決防止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惡性事件的緊急通知》的發佈，都被認為是規範拆遷工作的利器，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司法介入問題。司法介入拆遷工作，是否有利於扭轉強拆的局面？

　　姜明安：《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取消了原有拆遷條例中“行政強拆”的規定，因為確立“行政強拆”的依據是：行政機關自己作出拆遷決定，自己對拆遷決定的爭議進行裁決，自己對不履行裁決的當事人予以強制執行(強拆)。這一依據違反了正當的法律程序，應當予以取消。

　　取消“行政強拆”確實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必須要建立、完善相應的制度作為保障。否則就會産生負面作用：不僅不能增加對被徵收人的權利保障，還將犧牲司法的公正、權威和人們的法治信仰。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出臺得十分及時，將會對暴力強拆起到威懾作用。

　　記者：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法院在處理拆遷工作時還面臨哪些問題？

　　姜明安：一方面，法院介入強拆執行，對其執法力量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另一方面，如果行政拆遷本身缺乏實質正義，而法院依法所進行的審查僅限于形式、程序，必然在被徵收、拆遷的對象中造成猜疑，影響法院的司法權威。

　　記者：保證法院正確積極地介入拆遷工作，還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姜明安：首先，強拆涉及“強拆裁決”和“強拆執行”兩個問題。強拆裁決是司法行為，實施強拆是行政行為，或者説實質上是一個行政行為。司法強拆如果不以“裁執分離”制度為前提，統一由法院執行庭或行政庭實施，同樣會導致濫權、侵權和腐敗。較理想的方案應該是：法院裁決，行政機關組織實施，法院予以監督，包括受理被徵收人對違法拆遷行為的起訴。

　　其次，司法強拆比行政強拆公正這一認識，是建立在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從而能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的。但是，在實行司法強拆後，如果司法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行政強拆發生的問題就可能同樣在司法強拆中重演。

　　此外，司法強拆能否為被徵收人權益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嚴格審查為前提的，而這就要求法院在依法作出判決以前，禁止任何人實施強拆。如果像過去那樣，被徵收人起訴後，政府部門就申請法院強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被徵收人勝訴，權益也難以恢復，因為房子已經被拆了。

　　記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堅決防止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惡性事件的緊急通知》中，提出了積極探索“裁執分離”，這一制度設計在處理拆遷問題時有哪些積極意義？

　　王敬波：這種制度設計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法院將裁定和執行合二為一，避免在執行中出現權力濫用的情況。同時，法院可以對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行為進行嚴格的審查，確保執行的依據是合法的，執行的決定是正確的。“裁執分離”的制度是科學的，符合我國整體的政策安排和權力匹配的體制，符合司法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定位。

　　司法權力和行政權力是不一樣的，司法權力的基本屬性是居中裁斷，是對爭議的一種裁決，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場上。既要法院作裁定，又要法院執行，這在權力配置上並不協調。所以，“裁執分離”既符合司法權力和行政權力相互制約的精神，也符合我們常説的“自己不能做自己法官”這樣一個基本原則。

　　記者：從相關法律規定來説，“裁執分離”還有哪些值得完善的地方？

　　姜明安：應當確立起訴停止執行(緊急情況除外)制度，以避免在被拆遷對象起訴過程中出現強拆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