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一八事變發生80週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大舉侵佔我國東北，邁出了企圖滅亡中國的嚴重一步。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東北各階層民眾和愛國官兵奮起抵抗。代表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産黨，更是在此後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為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高舉抗日旗幟，率先領導東北抗戰

　　中國共産黨高舉抗日旗幟，是黨成立後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在抗日戰爭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體現。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日本侵佔東北後的形勢、任務、方針和口號，發表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揭露日本侵略者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佔殖民地的“大陸政策”、“滿蒙政策”，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號召工農兵勞苦群眾“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佔據滿洲！”“不投降，不繳械，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特別強調“發動遊擊戰爭！”10月，中共中央向中共滿洲省委發出指示信，強調黨在滿洲的主要任務是，發動和組織兵變，進行遊擊戰爭；派巡視員到各地農村創建遊擊隊，開闢遊擊區，以武裝鬥爭反抗日本侵略者。

　　從1931年10月開始，在東北相繼興起了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中國共産黨大力支持東北愛國官兵和人民群眾的抗日鬥爭，同時抽調幹部領導東北抗戰，組織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從1932年起，中國共産黨先後組織了由漢、滿、朝鮮、蒙古、回等民族愛國志士參加的10余支抗日遊擊隊，逐漸成為東北抗日遊擊戰爭的主力，併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同盟軍、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日武裝，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四川人趙一曼，九一八事變後懷著“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的決心來到東北，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抗日鬥爭，出任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1師第2團政治委員。河南人楊靖宇，擔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浴血奮戰在抗日前線，為民族解放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若不能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就將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共産黨于7月8日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8月，中國共産黨在洛川會議上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由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配合正面戰場開展敵後遊擊戰，廣泛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參加抗日戰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活躍在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大地，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從局部抗戰到全國抗戰，中國共産黨始終如一高舉抗日旗幟，沒有對日妥協投降，極大地鼓舞和激發起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

　　高舉民族團結旗幟，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大敵當前、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産黨逐漸調整政策，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必須把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把一切支持抗日的政黨、階級、階層、團體、愛國人士、少數民族、港澳臺同胞、海外華僑聯合起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中國共産黨把倡導和建立、維護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不計前嫌，經歷了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政策調整，終於實現了國共再次合作。中國共産黨總結和吸取大革命時期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推動革命發展的經驗教訓，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一方面顧全大局、遇事協商，另一方面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促團結的方針，及時消弭合作中出現的磨擦和危機，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直堅持到抗日戰爭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高舉民族團結旗幟，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建立友好關係，初步奠定了以後政治協商、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基礎。中國共産黨先後派出中共代表團和駐武漢的長江局、重慶的南方局，在領導南方各省黨組織開展抗日鬥爭的同時，努力爭取和團結各界民主人士包括地方實力派。中國共産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方針，通過派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等各種形式，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交流溝通，加強團結，共同為奪取抗戰勝利盡心盡力。中國共産黨還團結各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同仇敵愾，共同致力於抗戰大業。所有這些，顯示了中國共産黨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民族責任感，以及一貫堅持的民族團結精神，從而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人心、提高戰鬥力的作用，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支柱。

　　提出正確的理論和政策，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指明方向

　　中國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抗日遊擊戰爭有何作用？這些都是抗日戰爭中人們極為關心和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抗日戰爭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持久抗戰理論，人民戰爭理論，抗日遊擊戰爭理論，統一戰線理論，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新民主主義理論等，為中國抗日戰爭指明了方向。這些具有創新性的理論和政策，深刻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還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和理論聯絡實際、密切聯絡群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可以説，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的正確理論和政策，尤其是形成的毛澤東思想，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指明了方向。

　　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形成同正面戰場相配合的敵後戰場

　　創建根據地是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中形成的重要經驗。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和中共滿洲省委就開始派出幹部領導東北人民的抗日遊擊戰爭，創建抗日遊擊根據地。全國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主要是配合和策應正面戰場作戰，隨後便深入敵後創建根據地，逐漸開闢了廣闊的和正面戰場相配合的敵後戰場。在華北，八路軍主力在山西展開後，東進冀魯平原，在更廣大的地區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並粉碎敵人多次“掃蕩”。在華中，新四軍挺進大江南北，建立和發展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了反“掃蕩”、反“清鄉”、反“清剿”鬥爭，扭轉了不利局面。在華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珠江三角洲、海南島等地開展抗日鬥爭。隨著形勢的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逐漸成為抗戰的堅固陣地，敵後戰場逐步成為抗戰的主要戰場。特別是1940年百團大戰後，日軍加緊對敵後戰場的作戰，敵後戰場在全國抗戰中發揮了重大的戰略作用，在打擊、牽制日軍方面作用十分明顯。

　　中國共産黨還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亦即局部執政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據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根據地進行了普遍的民主選舉，在政權的人員構成中實行“三三制”。在經濟上發展生産，對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既改善人民生活，又調動地主階級參加抗日的積極性；領導開展大生産運動，既解決了抗日軍民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又為從事經濟建設、發展生産積累了經驗。在文化建設中，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要求，為發展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出了正確方向。根據地的法制建設、社會建設雖然條件有限，但仍取得不小成就。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國際友人稱讚、全國人民嚮往的民主政治的榜樣。

　　實施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使黨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中國的抗日戰爭，遇到的困難不可計數。正如毛澤東所分析：“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數民眾的無組織，軍力的不堅強，經濟的落後，政治的不民主，腐敗現象和悲觀情緒的存在，統一戰線內部的不團結、不鞏固等等，形成了這種困難環境。因此，共産黨員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的重大的責任。”為了擔負起抗日戰爭的領導責任、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中國共産黨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抗日戰爭的實際，制定正確的理論和政策，指明前進的方向，並以共産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體現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國共産黨要求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共産黨員要努力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遵守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在政府工作中，共産黨員要努力成為“十分廉潔”、“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在和友黨友軍發生關係的時候，共産黨員要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努力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可以説，共産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是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重要體現。

　　為了使黨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使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將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加強全黨的理論和歷史學習，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這一“偉大的工程”的具體體現。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更是為了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黨員，克服黨內在學風、黨風、文風方面的不正之風。中國共産黨還強調從嚴治黨，對違法亂紀者或進行教育或繩之以法。事實證明，中國共産黨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高超智慧和模範行動，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