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以下簡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國務院總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間的重要講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照片和批語、書信影印件302件。《實錄》翔實記錄了朱鎔基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工作歷程。

　　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總理期間，適逢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開放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他直接主持了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與流通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艱苦談判，擴大了對外開放。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有效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扭轉了通貨緊縮趨勢，保持了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維護了社會大局穩定，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一）1991年4月，朱鎔基同志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就著手清理三角債工作。當時企業間連環拖欠貨款形成鉅額債務鏈，嚴重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行。此前國務院有關部門所進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動資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現前清後欠、邊清邊欠、越欠越多的情況。朱鎔基同志通過反復調查研究後指出：三角債的主要源頭是部門、地方和企業為追求增長速度而盲目上建設項目，固定資産投資缺口大，造成對生産企業設備、材料貨款和施工企業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從固定資産投資拖欠這個源頭入手清理三角債、順次解開債務鏈的新思路。實踐證明，抓住這個源頭，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經濟運轉恢復正常。

　　（二）1992年春節前後，鄧小平同志先後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抓住時機，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全國上下認真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加快了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步伐，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現了片面理解發展是硬道理，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朱鎔基同志及時察覺並指出了當時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1992年3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市代表團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強調要全面正確地理解鄧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談話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當時有人認為這是同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唱反調。朱鎔基同志感到有很大壓力。不久，鄧小平同志看到了這篇發言的錄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決定將這篇發言印發各地區、各部門，並刊載江澤民同志在發言記錄稿上的批示：“朱鎔基同志在人代會上海代表團會議上的發言，有內容、有重點、有分析、有辦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講話的精神實質，使人很開腦筋，值得一讀。”

　　（三）199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發展步伐加快，同時也出現了固定資産投資增加較猛，銀行信貸和貨幣投放壓力增大，工業生産高速增長，交通運輸緊張，産成品庫存增加，以及開發區熱、房地産熱、股票熱等問題。特別是1993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達到15.1%，3月、4月物價漲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兩次經濟情況通報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注意防止經濟過熱，指出：“當前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為金融形勢緊張，究其根源是投資規模過大，問題在於經濟結構沒有改善，隱患是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通貨膨脹應當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嚴重發展後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1993年6月9日，朱鎔基同志受李鵬同志委託，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總理辦公會議，針對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加劇的嚴峻形勢，研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他經過反復考慮，在會上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十三條應急措施，同時又指示國家計委補充幾條行政性措施。會後，國家計委補充了三條意見，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十六條”）初稿，經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後，于6月24日以中央6號文件下發。這個文件對當時扭轉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實現“軟著陸”，具有決定性意義。

　　（四）扭轉金融和經濟緊張形勢的關鍵，是整頓金融秩序。1993年7月2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朱鎔基同志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7月7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朱鎔基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就認真貫徹中央6號文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整頓金融秩序作了具體部署，特別是明確提出對銀行系統領導幹部“約法三章”的嚴格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和認真清理一切違章拆借，已違章拆出的資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機構不得擅自或變相提高存貸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銀行自己興辦的各种經濟實體注入信貸資金，銀行要與自己興辦的各种經濟實體徹底脫鉤。這些措施對扭轉貨幣供應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亂的局面産生了重大作用。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務工作會議。朱鎔基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整頓財稅秩序，嚴肅財經紀律，強化稅收徵管，加快財稅改革”的任務，同時提出財稅部門幹部職工要嚴格遵守的“約法三章”：第一，嚴格控制稅收減免；第二，嚴格控制財政赤字，停止銀行挂賬；第三，財稅部門及所屬機構，未經人民銀行批准，一律不準涉足商業性金融業務，所辦公司要限期與財稅部門脫鉤。

　　1993年7月初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金融部門貫徹中央6號文件精神，收回違章拆借資金迅速取得成效，但也出現了銀行只收不貸，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生産困難的問題。為摸清實際情況，及時採取對策，朱鎔基同志於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開有江蘇、浙江、安徽省政府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研究解決三省資金緊張問題。他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解決資金困難要堵邪門，開正路。講話提出了解決資金緊張的八條措施，並決定中央銀行貸給蘇、浙、皖三省專業銀行50億元，由它們有重點地解決流動資金短缺問題。朱鎔基同志隨後從8月初到11月末，先後到十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研究，並主持召開了八次資金調度會議，研究掌握宏觀調控的力度和銀根鬆緊的程度，具體調整貸款規模，解決各地流動資金緊張問題。

　　（五）根據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決定從1994年開始加快進行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針對原有稅制稅目繁多、徵管混亂、企業難以公平競爭的弊端，1994年全面實施了以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為核心的重大稅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營業稅、消費稅為輔的流轉稅體系，並對所得稅進行了歸併整合。這一改革為分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分稅制是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分稅制改革是財政體制的重大改革，也是難度很大的一項改革。為順利實施分稅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朱鎔基同志率領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先後到十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與地方負責同志交換意見。廣東省在此前實行財政包乾體制時地方財政留成比例較大，因而對實行分稅制有很大顧慮。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鎔基同志在廣東省就實行分稅制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與廣東省委、省政府負責同志座談，深入交換意見。他在廣東調研時指出：“目前中央財政十分困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如果不適當地集中中央財政收入、加強中央財力，日子就過不下去，最終全國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須按照國際慣例，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財稅改革。”他回到北京後，致信江澤民、李鵬同志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了與海南、廣東兩省負責同志商談的情況，反映廣東省希望中央在稅收返還基數年、企業減免稅的處理等問題上給予照顧。為減少新體制出臺的阻力，順利推行分稅制改革，朱鎔基同志建議對這些作出讓步，並提出了妥善解決的方案。由於這樣做既堅持改革的原則，又採取適當讓步等靈活辦法，從而化解了矛盾，為在全國順利實行分稅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體制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把金融改革作為1994年改革的第一項任務。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把人民銀行總行變成真正的中央銀行。二是現在專業銀行中的政策性業務分離出去，把專業銀行辦成商業銀行；同時，另行建立政策性銀行。三是建立全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1994年8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改革跨出關鍵性的一步，並對人民銀行和各專業銀行的改革進行具體部署。1994年還進行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現了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朱鎔基同志一直關心證券期貨市場的規範和發展。他在肯定證券期貨市場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一再強調要防止它脫離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出現過度投機。在1992年8月13日召開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場試點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要加強股票市場的監管工作，保證股票發行和上市公司的質量。1992年10月，成立了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隨後頒布了一系列法規和規章，初步確立了我國證券期貨市場監管體制。1995年12月19日，朱鎔基同志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考察時，提出了證券期貨市場發展“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八字方針。

　　（七）1993年11月，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突然暴漲。當時糧食庫存充足，糧食供求關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糧價暴漲主要是受到群眾對通貨膨脹心理預期的影響，糧食市場有人乘機炒作，哄抬糧價。糧價事關民生和社會穩定。朱鎔基同志在12月12日，就調運和拋售糧食以平抑糧價問題一天之內連續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朱鎔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調查研究，接到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糧食價格的緊急請示，當即下決心動用國家專儲糧，向市場拋售，要求國有糧店掛牌降價，儘快將糧食價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平抑糧油價格、穩定市場供應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作了全面部署，很快扭轉了糧食市場的形勢。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産是農業的基礎。朱鎔基同志主管經濟工作以後，始終十分重視農業生産。為了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穩定糧食生産和供應，他在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實錄》中有多篇文章是圍繞這個問題的。1994年5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糧食價格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糧食價格和購銷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購銷方便、調度靈活的現代化的糧食市場；不能把放開價格理解為放開不管。1995年2月27日，他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糧食購銷體制改革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説是它的靈魂，就是糧食的定價要符合價值規律。”“定購糧的定價原則有三條：一是要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二是要有利於縮小工農業産品的價格剪刀差，三是要讓城市人民能夠承受得了。”實行糧食價格和購銷體制改革後，糧食形勢好轉，産量連創新高，1996年突破了1萬億斤大關。1997年1月13日，他在《糧食豐收之後怎麼辦》的講話中強調，要堅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議價糧，保護好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朱鎔基同志根據在安徽等地的調查研究，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概括為“三項政策，一項改革”。1998年6月3日，他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貫徹落實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余糧、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農業發展銀行的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這三項政策，加快國有糧食企業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關於“糧食保護價必須高於種糧成本”的批語，朱鎔基同志仍然強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響農民種糧的積極性”。2000年5月25日，他在全國糧食生産和流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1995年以後我國糧食連續五年豐收，一些地方出現農民賣糧難、市場糧價下跌、農民增産不增收、農民減少農業投入等新情況、新問題，指出：“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是中央關於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的政策沒有得到完全落實”，強調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要堅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

　　（八）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朱鎔基同志對於國有企業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氣力。1994年，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條件。這一年11月4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全面、正確地理解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並強調深化企業改革的重點是實行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搞好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1995年3月9日，朱鎔基同志在參加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遼寧省代表團討論時的講話中強調，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只在産權上做文章，並要糾正企業為把銀行債務沖掉而假破産的做法，企業破産拍賣所得要首先用於安置企業職工。1996年3月24日，朱鎔基同志到山東省諸城市考察。他在講話中肯定諸城採取多種形式搞好小型國有企業改革的探索精神，同時也強調小型國有企業改革不是“一賣就靈”。關於“賣企業”問題，朱鎔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精神都是一致的。

　　（九）1997年11月和200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召開了兩次對金融改革和發展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1997年11月18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分析了當時金融領域隱患和風險不斷積累的突出問題，總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對深化金融改革和防範金融風險問題作了全面部署，宣佈國有銀行和人民銀行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同時佈置了清理整頓金融市場的任務。2002年2月5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問題還相當嚴重，根本原因是銀行體制陳舊，經營機制落後，內部管理鬆懈。他提出，要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具備條件的可以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十）1998年3月17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朱鎔基同志為國務院總理。新一屆政府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此前，朱鎔基同志經過兩個多月的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較大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經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准後組織實施。經過改革，撤銷了9個工業部門，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到29個，機關工作人員減少近50%。3月24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與會人員提出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搞特殊化；要恪盡職守，敢於説真話；要從嚴治政，不怕得罪人；要清正廉潔，懲治腐敗；要勤奮學習，刻苦工作等“五條要求”。並且對與會人員國內考察、出席會議和參加事務性活動提出了“約法三章”。1999年3月5日，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十一）1998年上半年，正在蔓延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逐漸加大。中央果斷地把宏觀調控重點從治理通貨膨脹轉向擴大內需和抑制通貨緊縮趨勢，從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轉向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方針，並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相應增加銀行貸款，用作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1999年3月以後，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為突出：外貿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下降，消費需求不振，固定資産投資增長放慢，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和通貨緊縮的趨勢。1999年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完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制止經濟增長下滑趨勢》的講話中指出：要進一步加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力度，重點是從投資和消費兩個方面增加社會需求，還要努力擴大出口，積極利用外資；同時，加快結構調整，穩步推進改革，確保社會穩定，扭轉通貨緊縮的趨勢，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從1998年到2002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共發行長期國債6600億元，帶動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了3.2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設顯著加強，並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了消費需求，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對此，朱鎔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作了全面的總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紛紛大幅度貶值，對中國出口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1998年5月以後，中國出口持續負增長，國外輿論普遍預測人民幣將大幅度貶值。1998年6月26日，朱鎔基同志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的談話中明確表示：“無論貶值會給我們帶來多大好處，我們也不能那樣做。對別人損害太大，最後也會損害我們自己。”在隨後繼續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幾年間，中國一直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贏得了亞洲和全球輿論的廣泛讚譽。事實也證明，這個決策有利於我國對外開放和出口貿易的長遠發展。

　　（十二）1998年7月至8月，長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發生了特大洪水，九江長江大堤潰決。朱鎔基同志多次親臨抗洪一線視察並指導防汛工作。8月8日至9日，朱鎔基同志到湖北省直接指揮防汛抗洪工作。他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關於長江抗洪工作的決定精神，強調要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災過後，8月28日至9月12日，朱鎔基同志先後到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重慶等省區市考察抗洪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提出了“封山植樹，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加固幹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並且作出了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的決策。1999年8月6日，朱鎔基同志到延安等地考察，提出為了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要採取“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政策。

　　（十三）1998年7月，針對走私活動猖獗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地深入開展反走私鬥爭。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在全國迅速開展大規模的反走私聯合行動和專項鬥爭作了部署，強調要集中力量查處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體制，組建國家緝私警察隊伍，建立以海關為主，公安、工商等執法部門聯合緝私，對查獲的走私案件由海關統一處理的制度。針對當時一些地方黨政軍機關和執法、司法部門所辦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問題，朱鎔基同志指出要“著重打擊法人走私，特別是要打擊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黨政機關和軍隊、武警部隊是吃‘皇糧’的，絕不能經商辦公司”，“各地的黨政軍機關和執法、司法部門都要堅決清理所辦公司及其挂靠公司，並限期同所辦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脫鉤”。

　　（十四）推進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鎔基同志在新一屆政府成立時提出的五項改革中的一項。早在1991年，朱鎔基同志在東北地區調研時，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難，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此後，他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一起拿錢，來解決住房問題。1994年8月4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的貫徹《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根據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關於房改政策的談話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經驗，強調了城鎮住房商品化和建設“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時，他指出實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個過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讓老百姓買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嚴格控制高檔房地産項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實踐基礎上，1998年上半年，朱鎔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于1998年7月3日下發。《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同時提出，要調整住房投資結構，重點發展經濟適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決城鎮住房困難居民的住房問題。新建的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按保本微利原則確定。

　　2002年1月9日，朱鎔基同志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議，研究加強城鄉規劃管理問題，針對當時在城市建設方面存在的浮誇、鋪張和不顧實際情況之風,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設盲目擴大的勢頭,城市建設要先規劃後建設，“工作重點要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像修上下水道、解決城市交通等。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是重點，不是去蓋那些高樓大廈”。2003年2月1日，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線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職工時，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發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發展小汽車上面去”。

　　（十五）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新一屆政府提出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出口貿易銳減，加上多年重復建設造成國內産能過剩，幾乎所有工業産品都供大於求。這種狀況使歷史包袱沉重而且經營機制轉換又未到位的國有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大批企業停産或半停産，上千萬職工下崗。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朱鎔基同志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大有希望》等講話中，對當時國有企業面臨困難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強調在國家大量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國內需求的同時，要堅決制止重復建設，推進産業結構調整，改善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環境；強調必須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使企業富餘人員能夠分流；強調辦好企業的關鍵在領導班子，不要由行業主管部門管企業，要通過稽察特派員等制度加強國家對企業的監督。朱鎔基同志指出：“整個這一套辦法，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搞好國有企業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省、部長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支持國有企業脫困的三項重大措施，即“債轉股”、用國債資金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企業上市融資。在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和改革目標的同時，朱鎔基同志力推打破國有企業行業壟斷的改革，通過改革政府機構以實現政企分開，並在電力、電信、石油石化、航空、軍工等系統推動分拆重組，打破這些領域獨家壟斷的局面，推動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十六）建立統一、規範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帶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設，也是一個具有開拓創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務。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擅自破産、兼併和下崗職工無人管等問題，1997年1月6日至8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工作會議，提出了“鼓勵兼併、規範破産、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方針。朱鎔基同志在到會講話時指出，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就沒法分離和安置富餘人員，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搞再就業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東北地區就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進行調研時強調，對於符合政策的下崗職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從1998年開始，為保障退休職工、下崗職工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我國逐步建立了“三條保障線”，即：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鎔基同志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上講話，要求把“兩個確保”落到實處，即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2000年5月26日，朱鎔基同志主持召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座談會，他在講話中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工作重點、範圍、目標和要求。

　　（十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我國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歷經十多年的曲折歷程，其中與美國的談判最重要也最艱難。朱鎔基同志1999年4月訪問美國期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了直接談判，充分闡明我方的立場和誠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關鍵時刻，兩次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團。《實錄》收入了他與巴爾舍夫斯基等人的這兩次談話，生動記錄了朱鎔基同志親自與美方進行談判的具體情節。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十八）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一直是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的問題。2000年3月13日，朱鎔基同志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安徽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在農村實行“費改稅”，是減輕農民負擔的一個根本性政策；為慎重行事，先在安徽省搞試點。農村“費改稅”以後，只要是收費都一律不允許。為避免把收費轉移到稅負上，朱鎔基同志提出要下大力氣抓精簡機構、抓轉變幹部作風，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

　　（十九）實施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戰略部署。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朱鎔基同志任組長。在2000年1月22日召開的西部地區開發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今後一個時期，西部地區大開發的重點是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發展科技教育。力爭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已經決定對西部地區實行重點的傾斜政策，在建設資金投入、項目安排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時制定了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參與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措施，先後決定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青藏鐵路等一批西部大開發的重大工程項目。

　　（二十）進一步完善財稅改革，是朱鎔基同志提出的新一屆政府五項改革任務之一。實行分稅制改革後，個人所得稅全部劃分為地方稅，企業所得稅按企業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或地方收入。這種劃分方法，不利於制止重復建設和促進企業公平競爭，也不利於中央調劑地區之間財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經過反復考慮，並經中央同意，決定企業所得稅不再按隸屬關係劃分，全部和個人所得稅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於支援西部地區開發。這項改革是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他多次強調“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質量問題始終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001年，為解決假冒偽劣商品嚴重氾濫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決定將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併，組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整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將國家新聞出版署調整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將這三個市場監管部門升格為正部級。同時，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所辦市場徹底脫鉤。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朱鎔基同志分別參加這三個部門的幹部座談會，他在講話中指出：強化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職能，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大舉措。

　　（二十二）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加強審計和輿論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彙報時的講話中指出，審計部門要站在國家和法律的立場上，對外公佈和報告審計結果，誰干預就處理誰。2002年1月4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彙報後指出，要建立審計公告制度，使審計工作發揮效果，起到威懾作用。為表示對輿論監督的支持，1998年10月7日，他專程到中央電視臺，看望了《焦點訪談》節目組的工作人員，並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朱鎔基同志在新華通訊社總社各部門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對不良現象要進行揭露，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也才能使人民群眾看到信心。

　　（二十三）2003年1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回顧五年總理任期的工作時説：“這五年，形勢的確很好，我們自己都沒有想到會這麼好，但是絕不可以盲目地樂觀，然後就浮誇，就折騰。我們歷史上有過這種教訓，形勢發展都是有週期的。我們不要走歷史的老路，這就是我留給同志們的一句話。只要在這個問題上不出毛病，其他問題上就好辦了，就不會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不可收拾的問題。”

　　《實錄》內容豐富，語言生動，文風樸實，充分體現了朱鎔基同志講真話，辦實事的風格。《實錄》的出版，對於了解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