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紀委等部門通報了10大教育亂收費典型案例，其中超過一半是與“補課”有關的亂收費，引發公眾熱議。從2009年至2011年，教育部等部委連續發文，嚴禁學校和教師有償舉辦或參與各種培訓班、補習班、提高班。“新華視點”記者近期在湖北、廣東等省調查發現，表面上被剎住的補課之風，變相“刮”到校外“培優班”，背後是培訓機構與公辦學校的利益“合謀”。

　　補課收入成公辦校私賬

　　廣州淩駿培訓學校是一所辦了10年的社會補課機構，該校有關人士坦言，近幾年教育部門年年下達“禁補令”，但中小學培訓市場反而越做越大。主要原因是公辦學校借著民間培訓機構的“掩護”暗渡陳倉，校內不補，校外“惡補”，與培訓機構合作辦班，利益分成。

　　這位負責人説，“好老師”是社會培訓機構賴以生存的“法寶”。所謂“好老師”，就是能帶來“穩定生源”的公辦學校兼職老師。

　　2009年，通過一位公辦學校退休校長的牽線，淩駿培訓學校有關負責人認識了廣州97中校長，後者正為升學率發愁，想“補”不能“補”，有了培訓班做“幌子”，“補課”從校內轉移到了校外，補課費收取也可不經學校之手，雙方“一拍即合”。

　　據廣州市教育局紀檢組組長謝鳴介紹，2009年至2011年兩年間，廣州97中初中部教師幾乎是成建制到淩駿培訓學校兼職補課，教的也還是本校學生，補課費向學生收取。作為回報，老師除了有最低350元/80分鐘的補課收入外，培訓機構更是轉讓20%至25%的豐厚利潤給公辦學校。這筆錢沒有進入廣州97中的大賬，而是進入總務處主任的私賬，成為該校“小金庫”，由校長審批使用。

　　招一個學生給老師80元

　　“社會培訓班‘傍’公辦學校，已成為這個行業的潛規則。”在湖北襄陽市，一位知名培訓機構的代理商竇先生説，他最初入行時舉步維艱，後經同行指點，找到幾位重點中小學校長，沒想到校長們直接提出分成、回扣等條件，最終以“每推薦一名學生，給校長10元、給老師40元”成交。在公辦學校暗中支持下，竇先生的培訓機構迅速擴大，如今贏利可觀。

　　“以前是招一個學生給老師提成50元，現在已經漲到80元。”武漢一家培訓學校負責人稱，現在培訓機構的商業性越來越濃，競爭手段也無所不用。“特別是對於新興的培訓機構，由於品牌知名度低，其招生主要靠賄賂學校領導和老師來換取生源，因為很隱蔽，查起來也難。”

　　對於不少家長來説，給孩子補課實際上是“被綁架的選擇”。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范先佐認為，學校和教師開設或參與有償補習班，主要是經濟利益的驅動。同時，在應試教育背景下，學校和教師試圖通過補習提高學生成績，提高學校排名競爭力，這也是個既現實又嚴峻的問題。

　　為了逐利，有的學校、老師甚至強制學生補課。談及收益，一些中學老師坦言，辦一個月補習班的報酬，比在學校上一學期的課還要多，“所以補課屢禁不絕。”

　　■新聞觀察

　　不能只發禁令 更需問責

　　近三年來，教育部等七部門連續發文，一道道“禁補令”直指教育亂收費，試圖規範中小學辦學行為。但一些地方的實際情況顯示，校內和校外的補課屢禁不止，家長和學生付出的成本也越來越大。“禁補令”遭遇“軟執行”，中小學培訓市場亂象叢生，究竟該如何根治？

　　謝鳴認為，公辦教師屬於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在校外培訓班兼職是利用公職身份牟取私利。但目前，我國對公務員兼職有明確的處罰條例，而對事業單位公職人員的行政處分沒有可引用的條規，應完善有關法規。

　　“在一些國家，校外培訓機構專職教師比例要達到90%，而我國目前對培訓機構的審核門檻明顯過低。”李偉成等教育專家説，國內一般只要求培訓機構達到消防和場地兩個標準就算過關，對師資沒有嚴格規定。“教育部門必須要求培訓機構師資人員備案，並規定專職教師達到一定比例，按年審核，不能一間屋一張桌就辦培訓學校。”

　　有償“培優班”只是一個社會表層現象，背後還是基礎教育改革問題。據記者了解，廣東省有關部門近期通報的教育亂收費事件，相關培訓機構並未被清出市場。有關專家認為，教育等相關部門不能只發“禁令”，更重要的是執行和問責。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