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原本是擅長與媒體打交道的“聽證代表”，在攝像機面前，他們往往慷慨激昂，聲調抑揚頓挫。但這一次，網絡上掀起的輿論浪潮把他們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當中有人感到不安，甚至選擇回避媒體。

　　7月14日，成都市提高中心城區佔道停車收費聽證會的第二天，成都作家聶作平的一條微博點燃了網民的轉播熱情。這條微博把“聽證代表”胡麗天作為主角，並作了這樣的描述：

　　“此老婦號稱聽證專家。聽證代表由抽籤隨機選出，此老婦竟十八次選中，這運氣不買彩票都可惜了。每次聽證，均與有關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先後支持過漲水價，漲的士價，漲停車費，搖號購車，限制增加的士等。此人名言：人活著就是佔用、消耗資源，所以ZF(政府)收任何費都有理。”

　　從微博中的圖片可以看出，胡麗天身穿白底粉花短袖襯衣，戴著黑框眼鏡，從拿著書面材料的雙手和微微張開的嘴巴可以看出，這位63歲的女性正在發言。

　　迄今為止，這條微博已被轉發近1.9萬次、評論近6000條，由此引發的輿論狂潮把矛頭指向了以胡麗天為代表的聽證會常客以及各地舉辦的多個聽證會。輿論普遍質疑，那些“逢聽必漲”的聽證會上，究竟有多少真實的民意？

　　成都聽證會“四大金剛”

　　胡麗天的確堪稱資深的聽證會代表。從2004年至今的7年間，她參加了23場各類聽證會，超過聶作平微博中所提的18次。最遠的一次，她從成都遠赴北京，參加交強險費率調整聽證會。

　　在提供給本報記者的手寫材料中，胡麗天歷數了23場聽證會的名稱、時間和她的觀點。最早的一次，是2004年4月16日，成都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門票價格調整聽證會，胡麗天應邀以聽證代表的身份參會。同年7月3日，她被四川省物價局選拔為“四川省義務教育‘一費制’方案聽證會”代表。

　　“只要報了名，他們的‘人才庫’裏就有你的名字。”胡麗天猜測道。

　　在胡麗天的印象中，僅有前兩場聽證會是以邀請或選拔的方式來確定代表的，她之後參加的其餘21場聽證會，都是以抽籤方式産生代表的。

　　最近的一次，是7月13日舉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區機動車臨時佔道停放差別化收費方案聽證會。

　　聽證會上的這張熟面孔，被媒體冠以“聽證達人”的稱號。

　　即便僅僅是沒有發言權的旁聽代表，胡麗天也不忘通過媒體發表自己的觀點。2007年12月14日，在中國保監會舉行的交強險費率調整聽證會上，身為旁聽代表的胡麗天“在會前會後接受了中央一台、中央二台、北京電視臺、中國汽車報等幾十家媒體的採訪，並表明自己的觀點：礦難死亡賠償21萬，而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才賠11.5萬，是不是太少了”？

　　每次接受過採訪後，回到家中的胡麗天都會注意收集媒體關於自己的報道內容。

　　事實上，胡麗天只是“聽證達人”中的一員。當地媒體把4張熟悉的面孔封為聽證會“四大金剛”，除了胡麗天外，還有華興餐飲公司的廖冰虹、“華西附屬一院醫生”張見遠和退休人員唐厚義。

　　有媒體統計了這幾位“聽證達人”參加聽證會的次數——廖冰虹，17次；張見遠，15次；唐厚義，近10次。

　　聽證代表通過抽籤産生，在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成都，同一人竟能如此高頻度地被抽中，引得網友們浮想聯翩。而更讓網友感到不解的是，胡麗天參加聽證會的觀點，大多與政府保持一致，由此引發了“代表誰”的質疑。

　　據記者統計，在胡麗天參加的23場聽證會中，有9場涉及價格問題。其中，胡麗天6次表達了支持政府漲價的立場，剩下的3次，她只是旁聽代表，沒有發言權。

　　還有一些細節遭到媒體質疑，比如張見遠的身份問題。這位在多個場合自稱“華西附屬一院醫生”的“聽證達人”，其身份遭到了院方的否認。

　　7月18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黨委宣傳部部長廖志林用肯定的語氣説：“華西附屬一院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另一種稱呼，我們醫院沒有這個人。”

　　宣傳部辦公室的對面就是醫院人事處，工作人員查閱了所有員工檔案，並沒有找到張見遠的名字。在醫院工作了20多年、曾在人事處工作過的廖志林説，過去也沒有聽説過有這個人。

　　當記者向張見遠詢問在醫院工作的時間和部門時，他婉拒道：這個就沒必要説了。

　　“我們不是託兒”

　　對於“為什麼觀點總是與政府一致”的質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胡麗天坐直了身子，予以正面回應。

　　以7月13日上漲佔道停車費聽證會為例，作為無車的消費者代表，胡麗天明確表態支持漲價。在參加聽證會前，這位熱衷於參加公共活動的老人曾到停車場做過調查。她告訴記者的調查結果是：接受調查的五六名有車市民，都不反對上漲佔道停車費。

　　一位月薪850元的停車場管理人員則告訴她，自己有時候還完不成上面下達的任務。這引起了胡麗天的同情，胡認為他們“很辛苦”。

　　在幾年前舉行的成都市居民生活用氣銷售價格調整方案聽證會上，拿著政府提供的3套方案——漲1角，漲2角，還是漲3角——胡麗天干脆選擇了漲3角的方案。

　　“上半年才上調了燃氣費，現在又要漲。那不如一次多漲點，免得老是開會漲價。”胡麗天説，“對於壟斷行業，你不讓它漲價，它只有虧損。它們垮了，最後傷及的還是老百姓。”

　　“它都虧損了，怎麼可能讓它降價呢？不可能！”説這話時，她搖著頭，提高了聲調。

　　而另外幾位“聽證達人”則表示，自己並非每次都贊同政府的觀點。2010年6月3日舉行的成都地鐵票價聽證會上，唐厚義、張見遠強烈建議實行兩元一票制，反對最高票價達5元的兩套聽證方案。

　　“我們不是託兒！”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胡麗天、廖冰虹、唐厚義均以堅決的口氣對網上的説法進行回應。

　　網絡上有一張胡麗天、廖冰虹、唐厚義、張見遠4人坐在一起喝蓋碗茶的合影。事實上，相似的場景也常在聽證會上上演。據廖冰虹和唐厚義回憶，“4人在一起參加聽證會的有3次，3人一起的有3～4次，兩人在一起的有6～7次”。

　　“但這不是有意安排的。”廖冰虹和唐厚義表示，那是因為很多聽證會報名的人很少，我們幾位被抽中的概率就比較高。

　　在成都市發改委政策法規處處長何亞軍的印象中，成都市從2009年開始正式施行公證處公證下的聽證代表抽籤制度。在此之前，一般由消費者協會確定聽證代表。

　　成都市消費者協會法務部工作人員鄧磊告訴記者，消協只受相關部門委託負責接受報名，聽證代表的決定權在委託方。

　　何亞軍介紹説，聽證代表産生的大致程序是：市民先到消費者協會報名，之後，符合條件的報名者在公證處的公證下通過抽籤産生。抽籤者從現場報名代表中推舉，也可以是紀委工作人員。

　　對於胡麗天多次參加聽證會一事，何亞軍表示不知情。“據我所知，胡麗天參加聽證會的次數有限。比如成都水價上漲聽證會，胡麗天就沒有被抽中。”

　　“借所謂的民意強姦民意”

　　目前尚無證據證實聽證會上到底有沒有“託兒”，或者有多少“託兒”，但此番討論卻撕開了中國聽證制度的一道裂口。近年來風靡各地的聽證會，人們常用“逢聽必漲”這樣的詞進行無奈的調侃，其背後，是公眾對聽證制度的不信任。

　　即便是“感覺自己被網友誤解”的廖冰虹也認為，一些聽證會“水得很”。有時候聽證會結束後，工作人員會遞上一份他在會上的發言記錄，他一瞅，發現自己的很多反對意見被刪除了。

　　“我一提疑問，對方就説：哎呀，廖老師，理解一下嘛。”廖冰虹説。

　　他也親眼看到，組織者會向記者提供一份新聞通稿，希望記者統一報道口徑。

　　有的聽證會則成了一些政府部門行使權力的工具。在一個拆遷案例中，一塊地上的20多戶人家被政府各個擊破，紛紛遷走，只剩下一戶人家孤零零地立在那裏。這戶人家向四川華敏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敏求助。後來當地政府開了一場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拆遷公司、社區的人前來聽證，徹底孤立了張敏的當事人。更讓張敏感到意外的是，聽證會還沒開完，有關方面就拿著聽證結論讓當事人簽字確認了。

　　“披著合法的外衣，借所謂的民意強姦民意。這就是部分聽證會的真實面目。”張敏説，“聽證制度是一部好經，可惜被一些人念歪了。”

　　一些專家認為，現行聽證制度的一個重大漏洞，就是聽證代表的選拔程序。

　　“參加了23次聽證會，説明她是‘聽證專業戶’，而不是聽證代表了。”聽説胡麗天的案例後，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感到很意外，“在我看來，能參加兩次聽證會，都夠多了。”

　　周偉的觀點是，一個人參加過一次聽證會後就不要參加第二次了，“成都市1000多萬人口，怎麼會選不出不同的聽證代表呢？完善制度其實很簡單，就看政府願不願意去做。”

　　有人提出現在公眾參與的熱情不高，報名的老是那些人，抽籤也沒有意義。周偉表示，從根源上考慮，這還是一個程序問題。

　　“為什麼民眾不願意參加聽證會？是因為公眾意見被採納的幾率太低，很多人覺得參加了也沒有意義。扭轉這種局面，需要靠設計合理的程序，讓公眾覺得參加聽證會有意義。”周偉説。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劉飛宇還建議，要培育規範、獨立的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由於個體的認識有限，有時候難以提出有價值、建設性的聽證觀點，而一些行業性的組織則可以把有關問題研究得更加透徹。

　　現今，規範的聽證制度缺失，導致一些聽證會的效果完全取決於組織者的理念。在張敏看來，2010年10月28日舉行的《四川省突發事件應對辦法(草案)》立法聽證會就是一次成功的聽證會。

　　由於此前接受央視採訪時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四川省法制辦特邀張敏參加聽證會闡述反對觀點。後來，因為草案中關鍵條文存在漏洞，有關部門沒有通過這部地方法規，而是選擇繼續完善。

　　“但如果組織者不是這樣的理念，而是找一群‘託兒’來參加聽證呢？結果也許就不一樣了。”張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