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引起思考的是：為什麼是在當前，而不是這之前，社會心態出現危機？換言之，是否與中國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時期密切相關聯？

　　近年來，社會心態危機顯化，並對社會秩序穩定産生越來越明顯的衝擊。對此，需要引起思考的是：為什麼是在當前，而不是這之前，社會心態出現危機？換言之，是否與中國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時期密切關聯？

　　如果按這一思路思考的話，不難發現，社會心態危機的顯化是當前中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的一個特徵。從以往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來看，在由發展初期向中期邁進時，往往伴隨大量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的出現，社會心態危機隨之顯化。當前，中國所處的正是這樣的時期。就中國而言，這一時期引發社會心態危機的機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在客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有增長，無發展”引發公眾對經濟增長的合法性置疑，進而導致社會心態危機出現。

　　一般來看，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初期階段，由於貧窮與落後，主要任務發展經濟，這使得經濟發展優先於社會發展，所以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在這一階段有其客觀性與合理性。但是，進入發展中期階段以後，隨著生産力落後狀況得到顯著改善，人們溫飽問題解決，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全面發展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於是，加大社會發展比重，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進入發展中期階段的主要任務。

　　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以及拉美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來看，一個共同的特徵都是在發展的初期，為了擺脫經濟落後的狀態，將經濟建設置於重中之重，這使得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增長的局面。例如，人們工資增長低於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福利供給滯後於人們需求，社會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然而，隨著由發展初期向中期邁進，一些國家或地區及時調整經濟社會發展關係，適時加大社會發展比重。由於政策把握得當，這些國家順利闖關，成功邁向現代化的更高階段。但是，也有一些國家沒有協調好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出現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脫節，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就當前中國而言，在過去三十餘年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是基本發展特徵。從經濟建設諸項指標來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2010年國內生産總值達到39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但是從社會發展指標來看，我們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尤其是近年來由於公共物品的市場化，使得住房、教育、醫療等於民生需求呈現惡化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增長與民生需求滿足二者之間日益呈現出“有增長，無發展”特徵，例如依靠高房價拉動的GDP增長，使面臨住房民生困擾的公眾越來越形成“經濟增長與我無關”的心理感受，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合法性産生置疑。與此同時，加之社會分化的加劇，資源與機會的配置越來越封閉，這使得社會衝突顯現和社會心態危機顯化。

　　從主觀上看，近年來相當部分公眾從發展中受益的程度開始出現下降，導致對社會問題的心理承受呈現下降的趨勢。

　　社會問題是否會引發公眾心態危機，公眾對社會問題的心理承受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需要強調的是，改革與發展必然會導致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改革與發展也帶給人們更多的資源與機會，從而改變自身的命運。所以，只要從改革與發展中受益的程度大於出現的社會問題，公眾對社會問題就具有較高的心理承受。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公眾從改革與發展中受益是絕對需要肯定的。人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大多數人獲得了向上流動的資源與機會。但是，近年來在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公眾從發展中受益的程度卻開始出現下降了。一方面，人們的收入的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但是民生的支出壓力卻越來越大，幸福感受開始下降。另一方面，社會流動的資源與機會開始出現了集中的趨勢，“富二代”與“窮二代”的出現，表明社會流動空間出現閉合趨勢，相當部分公眾失去了向上流動的空間，典型的就是在過去十年中社會底層的規模不是縮小了反而擴大了。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人沒能繼續從發展中受益，反而是利益受到了損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眾對於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心理承受能力必然受到削弱，抱怨與不滿開始顯化，社會心態危機成為了現實。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強化。勞資矛盾、房地産商與公眾之間的利益衝突、地方政府中的官民矛盾成為引人關注的社會現象，社會心態危機多數時候會表現為“仇富仇官”心態。非常典型的就是近年全國發生多起所謂寶馬車、奧迪車撞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為什麼會引發群體性事件？原因就是撞人的是寶馬車和奧迪車，在公眾的心目中，寶馬車是財富的象徵，奧迪車是權力的化身，而行人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寶馬車、奧迪車撞人便被賦意為財富階層和權力階層對普通老百姓的侵犯，加之在同情弱者的心態驅使下，那些心懷抱怨與不滿的公眾便會自動的參與到這種“非直接利益”的群體性事件中去，而並非“受少數不法分子挑唆”。

　　當然，就當前來看，“仇富仇官”現象，並不是階層與階層間的衝突與對抗。在許多公眾心目中，對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拼搏，勤勞致富的人，多是佩服；同樣對那些公正無私、清廉執政幹部，多為擁戴。當前的“仇富仇官”心態，更多折射的是公眾對富而不公、貪污受賄的憎恨，尤其是有些底層公眾，聯絡自身的利益受損處境，這種心態會更強烈。

　　從政策調整上看，面對當前已經發展變化了的形勢，我們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明顯滯後，相關政策調整不及時，使得社會問題與社會心態危機沒有得到及時化解。

　　抓住主要矛盾，確立主要任務，是我們黨革命與執政的基本邏輯。改革開放之初，面對貧窮與落後的國情，我們黨重新確立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由此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十餘年來，經濟建設成就斐然，極大地改變了貧窮與落後的面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

　　但是，三十餘年過去了，我們在取得經濟建設巨大成就的同時，社會問題卻層出不窮，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日益突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與此同時，社會利益衝突不斷顯現，社會心態出現危機。這些新的問題是生産落後不能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矛盾所導致的嗎？顯然這樣的解釋是不能讓人信服的，也是不利於社會問題治理和社會心態危機化解的。

　　事實上，我們必須得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絕不是靜態的階段，而是從貧窮落後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動態進程。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呈現出從發展初期到中期，再到現代化基本實現的若干個不同發展時期。這些不同發展時期串聯起來，就是中國實現由貧窮落後逐步邁向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因此，在這樣的動態過程中，我們必須與時俱進，把握住各個發展時期階段性變化的特徵，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當前，我們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僅僅只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發展性矛盾，同時也包括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建設滯後於經濟建設的結構性矛盾，但是由於對矛盾判斷的滯後，導致相關政策不及時。例如收入分配政策調整不及時，沒有有效地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民生政策調整不到位，導致公眾面臨巨大的民生壓力，社會福利保障政策調整不全面，導致相當部分公眾並沒有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由此引發人們的抱怨與不滿，當這種抱怨與不滿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引發社會心態危機。

　　總之，社會心態危機的顯化，折射的是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顯現，這是當前中國所處發展時期的特徵，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超過合理的度的必然結果。對此，需要準確抓住社會主要矛盾，調整經濟社會發展關係，加大社會發展比重，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是化解社會矛盾和治理社會心態危機的根本之道。

　　(人民論壇 作者為北京工業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