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問蘇聯時，特地來到了“十月革命的搖籃”——列寧格勒。在一位海軍中將的陪同下，他登上“阿芙樂爾”號巡洋艦。1917年11月7日，“阿芙樂爾”艦的一聲炮響，喚醒了全世界億萬勞動群眾。

    然而此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卻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挫折和考驗。幾個月後，蘇聯解體，世界上誕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復存在。

    而在中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受命于危難之際，穩掌航船，破浪前行，把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帶入了二十一世紀，使社會主義中國展現出光明的前途。

    世紀之交，回顧這段歷程，江澤民用七個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事非經過不知難”！

    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對中央領導層進行了人事調整。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

    【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同期聲】

    這次中央領導機構作了一些人事的調整，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

    中央的態度十分明確，但局勢卻不容樂觀。

    國內的政治風波平息了，對立勢力仍在伺機而動，對國家的安全和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受到了衝擊，人心需要重新凝聚。

    面對複雜的局勢，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的建議，冷靜觀察，沉著應付。江澤民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詩來表達此時的心情：“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上任一個月後，江澤民意味深長地説，中南海周圍有堵紅色的墻，但無論如何不要讓這堵紅墻把我們同廣大群眾隔絕。

    江澤民先後到延安、遵義、井岡山參觀考察，到焦裕祿紀念館、雷鋒紀念館和鐵人王進喜的家鄉參觀考察。他反復強調，要發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江澤民高度重視民族工作，提出一系列加強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上任之初，江澤民就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考察工作。1990年7月到9月，江澤民先後到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考察，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加快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與發展。

    中央先後通過《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進一步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絡，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加強黨的建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集中力量查辦一批大案要案，狠剎不正之風，黨的作風、黨的形象進一步好轉。

    與此同時，黨中央把國民經濟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很快就取得明顯成效。人民群眾關心的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領域的混亂現象得到初步整頓。

    1989年，國家開始實施“菜籃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産和蔬菜生産基地。老百姓的“菜籃子”成了各級政府關注的焦點之一。

    國家增加農業投入，調整種植結構，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被調動了起來，農業生産扭轉了此前的徘徊局面。1989年底，中國糧食生産超過8000億斤。

    改革開放的腳步在治理整頓中繼續邁進。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佈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浦東開發開放短短5年後，上海的國內生産總值就翻了一番，等於再造了一個上海。

    今天的浦東，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金融、商貿和高科技園區，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

    1990年10月，鄭州糧食批發市場成立。1993年5月，鄭州商品交易所掛牌成立，在全國率先推出農産品期貨交易，中國期貨市場開始試點。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浦江飯店舉行了開業典禮。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半年後，深圳證券交易所也正式開業。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形成。

    1990年9月，中國成功地舉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在這次體育盛會上，中國體育健兒奪取了183枚金牌，高居各參賽代表團之首。

    在國內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的同時，國際環境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一些西方國家發現，制裁中國，並不能使中國屈服；遏制中國，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機。於是，這些國家紛紛開始取消所謂的對華“制裁”。

    到1992年，中國已同15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中國重新贏得了改革開放的有利環境和機遇。

    1992年，改革開放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年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併發表重要談話，澄清了長期困擾人們的一些重大認識問題。中央決定抓住機遇，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

    這年6月，長江沿岸的10個中心城市全部對外開放。此後，其他17個內陸省會城市以及一些內陸邊境城市也相繼對外開放。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的開放大格局開始形成。

    正是在199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醞釀著重大突破。

    這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作報告。在講到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問題時，江澤民説，“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全場響起的熱烈掌聲表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在全黨形成共識。

    1992年10月，中國共産黨迎來了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強調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鄭重地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為全黨各項工作的根本指導方針。

    在這次大會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得到鄭重確認。

    【江澤民黨的十四大報告同期聲】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是關係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地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地解放和發展生産力。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個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詞彙，凝結了中國共産黨人的特殊智慧，展示了中國人民非凡的創造力。

    【鄭新立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我們的一個重大的創新就在於，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通過理論的創新和實踐的發展證明，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不僅能夠結合，而且結合的非常好。

    1994年12月，江澤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時強調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裡。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各個領域的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中央出臺一系列措施，大力推進財政、稅收、金融、計劃、投資、流通等方面的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國家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國有企業是領航中國經濟的旗艦。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

    1993年，中央提出按照“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當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司法》，為國有企業公司化改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1995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全面鋪開。

    這一年，江澤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被稱為新中國國有企業的長子，也是江澤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在這裡，江澤民仔細了解企業改革的情況和困難，鼓勵工人們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打好國企改革攻堅戰。

    國有企業的職工們為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下崗”、“再就業”這些給他們帶來人生轉型的詞彙，開始頻繁地出現。

    黨和政府大力推進再就業工程，大批下崗職工通過自主創業，開始續寫人生的輝煌。同時，不斷改革和完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制度，出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下崗職工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在深化國企改革中，寶鋼等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成長為實力雄厚的企業集團。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如火如荼地展開，經濟領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由於舊的調控機制逐漸失效，新的宏觀調控機制尚未完善，全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不少地方盲目擴張投資、競相攀比速度，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為此，黨中央果斷作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

    1993年，江澤民先後在西安、大連、廣州等地主持召開部分地區經濟工作座談會，要求抓住有利時機，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對經濟運行進行有效的駕馭，努力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這年6月24日，中央下發《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提出了16條措施，宏觀調控全面展開。

    1995年9月，江澤民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十二個方面的重大關係進行了深刻闡述，提出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強調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體現了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

    經過三年努力，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

    從1994年開始，投資逐步回落，金融趨向穩定，股票和房地産市場開始降溫。到1996年，通貨膨脹率從最高時的24%降到了8%，與此同時，從1993年到1996年，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