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且能更多地、積極地參與制訂規則

　　記者：您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以來，有沒有遇到什麼事例可以説明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在上升？

　　沙祖康：經濟社會事務是聯合國三大支柱——安全、人權和發展之一。聯合國秘書長提名我任主管經濟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重要因素是中國的發展，體現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我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後，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顧問，參加了聯合國所有的氣候變化會議，也目睹和見證了哥本哈根談判的整個過程。往事不堪回首。中國在參加哥本哈根會議前曾昭告世界，2020年以前中國將把能源效益提高40%。中國國內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排放很少，改革開始之後中國增加了一些排放。即使這樣，中國的人均排放也只有美國的1/5。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承擔義務，我們無端受到指責，這是最大的冤假錯案。中國做的最多，遭到的批評最多。辯證地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也説明，外界對中國的期待上升了，中國的影響力增長了。

　　記者：您認為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應該是什麼樣的？

　　沙祖康：世界經濟治理變革的目標是促進世界經濟朝著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方向發展。公正合理是主觀判斷。什麼叫公正？什麼叫合理？恐怕不同階段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贊成朝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因為現在不是很公正，也不是很合理。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很模範地遵守國際規則，雖然許多規則對發展中國家並不公平，但中國一直遵守。國際規則一直都是強者而非弱者制訂的。歷史上從來如此。包括聯合國憲章也是戰勝者而不是戰敗者寫的，當然戰勝國考慮了戰敗國的利益和需要。中國應該並且能夠更多地、積極地參與制訂規則。

　　最可怕的是最發達貿易經濟體搞保護主義

　　記者：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治理的機會和途徑是什麼？

　　沙祖康：首先，積極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朝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講到貿易保護主義，口頭上誰都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實際上正是那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口號叫得最響的國家，藉口金融危機、國內困難或為了贏得選票有時在搞貿易保護主義。最可怕的是最發達的貿易經濟體搞保護主義。

　　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中國正在為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努力。同時中國堅持平等協商、妥善應對和處理貿易與分歧，推動形成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貿易環境和全球貿易體制。中國的意願是真誠的，措施也是實實在在的。

　　其次，在推動國際貨幣系統改革、完善國際金融監管方面，中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已經得到增加，這本身就是對發展成就的認可。但還有許多改革尚未完成。投票權的增加尚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現在機制還不很公正的局面，因為一票否決的格局還沒有改變。如果這個格局不改變，就很難説這個機制是公正的。

　　另外，中國正在繼續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推動以公平擇優選擇國際金融機構管理層；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促進建立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國際準備貨幣體系；參與國際金融準則的修訂，包括國際金融監管標準、會計準則、信用評級機構行為準則和標準；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方面，2000年以來，中國參與構建的自由貿易區已經有14個。

　　總之，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使國際體系滯後的問題更加突出，改革迫在眉睫。中國成為20國集團的重要成員。這些新發展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提供了機會。

　　中國有大量的經驗教訓與全世界分享

　　記者：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底氣何來？

　　沙祖康：在世界經濟治理方面，中國發揮作用有自己獨特的條件。

　　第一，中國是文明古國，歷史上對人類做出過重大貢獻。中國的文化是講友善與和諧的文化，推崇和為貴。中國文化完全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既有發達的地區，某項領域有最先進的科技，同時也有中等發達的地區和不發達的地區。世界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在中國都存在。對發達國家的關切，中國能夠理解，因為中國有發達的地區，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對於最不發達國家的關切，中國也能夠理解，因為中國也有不發達的地區。從地理上講，中國有乾旱地區、內陸地區、眾多島嶼等，因此對內陸國家、小島嶼國家等的問題，中國也感同身受。中國還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應該説，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有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和全世界分享。

　　第三，30年來中國經濟速度增長，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也在提升，國內生産總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特別是，在世界經濟陷入金融危機後的2009到2010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大，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經濟的第一發動機。國際社會對中國有期待，希望中國做出更大的貢獻。吳 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