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從深層次對收入分配進行調整，已經成為中國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

　　中新社北京6月10日電 題：矢志共富 中共努力破解收入分配難題

　　中新社記者 翁陽

　　最近一段時期，“個稅起徵點提高至多少為宜”的話題，在中國各界引發持續熱議。事實上，類似個稅調整、提高工資收入、打破行業壟斷等事關國民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眾多議題，近年來日益成為牽動中國民意神經的“敏感區域”。

　　2011年不僅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亦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成立的第90個年頭。90年來，實現民富國強，為中共一以貫之的前進方向，不斷提高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則是中共分配政策的終極目標。

　　毋庸置疑，現已躍升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徹底告別了自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奇跡證明了中共與時俱進的執政能力與活力。但對於執政黨而言，一個不可回避的緊迫和重大挑戰是，如何讓百姓的錢包鼓脹速度同步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如何扭轉社會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的現實困局。

　　中國商務部貿研院專家梅新育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層面出發，無論從生産還是消費環節著眼，收入分配領域的公正與否，都是關乎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近十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在財富分配中所佔比例呈持續下降態勢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科院在其日前發佈的一本藍皮書中指出，在中國，作為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指標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7，而GDP總量剛剛被中國超越的日本只有0.25。輿論普遍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已接近社會所能忍受的“紅線”。

　　梅新育指出，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國家都有利於擴大有效需求總量，二戰後日本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長期為西方主要國家之最，正是這種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費品的普及。

　　中共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認為，判斷經濟工作和分配問題的得失標準，歸根到底要看能否解放生産力。但回顧歷史，在新中國初期完成生産資料所有制改造之後，為建立一個純粹公平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排除了按勞分配之外的其他收入方式，這對生産力的發展産生了桎梏，隨後而來的文革更使中國經濟一度瀕臨崩潰邊緣。

　　痛定思痛。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突破，打破了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製度，開啟了改革開放新局面，中國經濟由此進入快車道。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是黨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時對全體國民的莊嚴承諾”，梅新育表示。值得關注的是，鄧小平曾經作出過“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的前瞻性判斷。

　　及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已指出，理順分配關係，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

　　梅新育説：“儘管當時已意識到"先富"可能帶來的副作用，但因相應措施未能及時同步，社會凝聚力已現裂痕。”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到某一歷史階段，往往會出現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讓更多人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近年來中共高層對此一直高度重視並加速付諸實踐，因為這不僅事關社會公平和穩定，並同中國致力解決消費不足、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轉型密不可分。

　　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發佈公報，將保障改善民生及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提升至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高度，同時提出未來五年的務實發展目標。“十二五”規劃更首提“改善民生十大行動計劃”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於GDP增長”等量化發展目標，就是要讓百姓“有錢花、敢花錢”。

　　中國官媒在一篇評論中指出，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既嚴重影響著社會公平，同時也成為影響效率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説：“如果中國的收入分配處理不好，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就會被沖倒。小平同志把它放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高度看。”

　　當下中國已經吹響努力解決收入分配難題的號角。但不少研究者認為，此項調整和改革將面臨幾十年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和政策路徑依賴等因素的挑戰，非朝夕之功。不過，經過90年風雨洗禮，中國共産黨總能正視前行的艱難險阻，前瞻性地預判形勢，並加以解決。因此，可以相信，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當能儘快推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地區經濟平衡增長等多個領域穩步全面推進，滿足各族人民過上共享共富而舒心日子的新期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