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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生效五年 控煙為何難奏效

發佈時間:2011年06月09日 06:30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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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為迎接第二十四個世界無煙日,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頭戴防毒面具宣傳控煙,向市民發放控煙禁煙知識宣傳單,講解吸煙的危害及控煙方法。

  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攝

視而不見

  楊樹山繪

  “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納入“十二五”規劃綱要,此舉被譽為我國控煙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日前發佈的《2011年中國控制吸煙報告》指出,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今年應成為我國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奠基之年。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2006年1月生效後的5年間,我國捲煙産量不降反增,2010年達到23752.7億支,增長了17%。與捲煙産量上升相應的是,患煙草相關疾病的人數迅速增加。目前,我國煙民總數達3億人,男性吸煙率高達52%,遭受二手煙危害的人數達7.4億,我國距離2040年全球煙草製品使用率低於5%的目標漸行漸遠。我國控煙之路究竟路在何方?

  “以稅控煙”為何失靈?

  只調煙稅不調煙價,稅價不聯動,消費者感覺不到價格的變化,自然達不到控煙的目的

  在北京西黃城根北街的一家日用百貨店,有30多年煙齡的老陳經常在這買煙。滿身煙味的他,用熏黃的手指從口袋裏摸出100元,買了一條每包10元的中南海捲煙。“現在什麼東西都漲價,就煙價沒漲,只有煙還抽得起啊!”欣慰的話語間,不時露出被香煙熏黑的牙齒。

  提高煙價是國際通行的控制並減少吸煙人數的有效手段,像老陳這樣對煙價敏感的煙民,就可能因煙價提高而放棄吸煙。為此,2009年5月,我國提高了煙草綜合稅率,由40%升至48.7%。這使得政府增加稅收500億。但中國疾控中心姜垣教授對國內6城市2007年至2010年捲煙價格及其對吸煙行為影響的研究表明:“我國捲煙零售平均價水平未發生明顯變化。捲煙消費稅調整未引起零售價格的上升,消費稅的調整沒有影響吸煙者的行為”。

  以稅控煙,降低煙草業的利潤和吸煙者的購買慾望,這一國際通行作法為何在我國失靈了?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石堅指出:“煙草消費稅改革只是一次財政性改革,稅動而價未動。煙草調稅後,國家煙草專賣局要求各煙草公司保持批發價格的穩定,此次煙稅的增加沒有反映到煙草産品的銷售價格上,而是被煙草行業內部消化了。”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教授説,實現以稅控煙是有條件的。提高煙稅,稅價聯動,增加的稅收要反映到價格上。只調煙稅不調煙價,消費者感覺不到捲煙價格的變化,自然就達不到控煙的目的。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副會長許桂華説,我國捲煙價格普遍低廉,每包平均價格為0.73美元,遠低於印度的1.65美元、美國的4.58美元、挪威的10.04美元。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産消費國,煙民人數超過3億,佔世界煙民總數的1/3。每年有100萬人死於與煙草相關的疾病,超過了艾滋病、交通事故以及自殺死亡人數的總和。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這一人數將超過200萬,到2050年將超過300萬人。

  然而,反對以稅控煙者振振有詞:提高煙價剝奪了窮人抽煙的權利。

  “吸煙權比起健康權哪個更重要?”許桂華指出,讓農民兄弟抽得起煙的説法,實際上是要使他們處在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風險之中。一個人患病,小則影響家庭,大則影響社會。我國實行全民醫保,疾病負擔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

  四川大學毛正中教授指出,我國貧困家庭的總支出中有8%—11%的支出用在了香煙上。提高煙草稅進而提高煙草價格,對減低貧困人群的吸煙率尤為明顯。煙價提升,吸煙者就可能把用來買捲煙的錢,轉而用在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上。

  低價煙政策實際上是補貼窮人吸煙。對此,國務院參事馬力教授建議,我國應取消對低價吸煙者補貼的政策,變補貼窮人吸煙為幫助窮人戒煙。煙草調稅調價後的利潤,要用來彌補控煙資金的不足,更好地維護人民健康。

  煙盒為何不印警示圖片?

  “吸煙有害健康”屬於冗余信息,起不到警示作用。吸煙的危害説得越具體越好

  今年春節,同事小張去台灣出差,為父親帶回一條寶島捲煙。出乎她意料,這條跨越海峽的捲煙,竟戒除了老人幾十年的煙癮。原來,老人想吸煙拿起煙盒時,總會看到煙盒上讓人噁心的圖片,抽煙的意願頓時就沒了。一包煙還沒抽完,老人就戒煙了。

  這並不是個例,很多事實證明,在煙盒上印刷因吸煙造成的患病器官的局部特寫警示,會讓很多吸煙者望而卻步。

  “與香港、台灣以及國外的煙盒包裝不同,大陸煙盒包裝異常精美華麗,沒有各國通行的黑牙、黑肺等效果直觀的圖片。只在煙盒的一面使用中文警語,另一面使用對應的英文警語。對於大多數不懂英文的國人來説,根本達不到警示效果。”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教授説。

  煙草是唯一一種危害所有使用者並可造成一半使用者死亡的合法消費品。楊功煥説,在煙盒中標注“吸煙有害健康”,屬於冗余信息、飽和信息,這樣的煙盒起不到警示作用。99%的吸煙者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並不清楚吸煙具體有什麼危害。吸煙是導致肺癌的首要危險因素,對此逾80%的吸煙者並不清楚。很多吸煙者不知道吸煙還能引起心臟病、陽痿、皮膚老化和多種癌症。因此,吸煙的健康警語説得越具體越好。

  然而,方寸煙盒成為煙草公司和控煙專家的“博弈場”。

  一些煙草公司提出:“捲煙是慶典、婚宴等特定場合的傳統必備消費品,如果煙盒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語,將難以被廣大消費者接受。煙草製品被包裝成可憎的消極物品,完全破壞了原來包裝設計上具有正向價值的文化和審美內容,將可能導致捲煙禮品的快速減少或退出。”

  職業的原因使大批醫學專家投身煙草控制事業。北京人民醫院著名心血管病專家胡大一説:“每日面對受吸煙之害的心臟病患者,怎能熟視無睹!”他出診時,對每一位吸煙患者多用3分鐘來討論戒煙。上海瑞金醫院著名心血管病專家呂安康寧可少做手術也要多做控煙演講。他説,做一台手術可以救一個人,做一場控煙演講可能救幾十甚至幾百人。

  其實,一位醫學家哪怕每年做100次報告,也不過告誡幾萬人。但據統計,若煙盒包裝都能印上大而明確的圖片警示,每天吸一包煙的煙民每年看到這類警告不低於7000次。按照我國捲煙的生産量和消費量,僅一年吸煙者就能得到22000多億人次的警告,這是一種最廣泛、最經濟和最有效的控煙宣傳。許桂華説,在煙草包裝上印製健康警示圖片,是最好的“戒煙藥”,不用政府和煙民花一分錢。

  “許多國家強制煙草企業在香煙外包裝上印製鮮明的警示圖片,出口的中華煙煙盒上就是一張爛嘴壞牙的圖片。但在國內銷售的香煙卻寧要漂亮煙盒,不要老百姓健康。”吳宜群指出。

  未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美國,已決定在2012年強制煙草業在煙盒上印上明確的圖像警示。我國何時能用國際通行的做法警示煙民?

  無煙法規為何淪為一紙空文?

  目前還沒有全國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法規,地方法規存在著立法與執法的雙重尷尬

  從5月31日零時起,首都機場3個航站樓內的36個吸煙室全部關閉,成為國內第一家實行禁煙的大型國際機場。衛生部出臺規定,從今年5月1日起,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

  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公共場所禁煙的全國性法規。出臺公共場所禁煙地方性法規的城市154個,佔地市級城市的一半。無煙立法本是控煙舉措中的一記“重拳”,但由於存在著立法與執法的雙重尷尬,地方無煙法規幾乎淪為“一紙空文”。

  無煙立法首先遭遇的是立法難。南昌市是“無煙環境促進項目”首批7個試點城市之一。《南昌市控制二手煙煙霧危害條例》(草案),被世界衛生組織和眾多專家稱為是國內迄今為止最接近於《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的。然而,從去年8月至今,“條例”草案未能進入最終表決程序。有專家質疑其“過於超前”、“不符合國情、省情、市情”、“難以實施”。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晨光教授表示,從立法效果上看,目前地方控煙立法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法律效力等級過低,公眾對其權威的認可度有限;法律規定中抽象的原則性規定與口號宣傳性內容較多,實際可操作性內容不足等。反觀香港,立法首先考慮的是執法的可操作性。例如,公共場所吸煙原先規定罰款5000港元,但需要法庭裁定。為此,罰款調整為由執法人員現場處罰1500港元。

  “《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執行起來也會有困難。”姜垣説,對比了新舊細則發現,新細則中沒有對室內公共場所吸煙者和場所經營者的處罰性條款,其效力有限。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建文教授指出,儘管衛生部、教育部以及許多地方都有禁煙法規,但是部委級的條例以及地方立法在我國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要想實現“十二五”規劃制定的“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還必須有全國性控煙法律。

  今年兩會,546名代表聯名提出“關於儘快制定《煙草危害預防控制法》的議案”。政協委員吳明的控煙提案有281名委員簽名,成為本屆政協簽名人數最多的一個提案。

  王晨光建議,我國公共場所禁煙應該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為標尺,借鑒國外和我國港臺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選擇科學可行的執法模式,推動無煙立法的儘快出臺。

  煙草促銷為何屢禁不止?

  “煙草財富”是一種“高利貸”。今天“煙草財富”越多,就意味著明天付出的代價越大

  “上海世博局退還煙草捐款,樹立了一個極好的樣板。”許桂華説,世博會退還2億元捐款用了70多天,山東大運會退還煙草公司2000萬元的捐贈只用了10多天,廣東亞運會就再沒有煙草公司捐贈。上海世博會控煙的示範效應凸現。

  變換花樣的“煙草營銷”並未因此收斂。前不久,煙草企業向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捐款1000萬元。對此,中國控煙協會、新探健康研究中心等組織公開呼籲,拒絕煙草行業“借公益捐贈之名,行煙草促銷之實”的變相宣傳行為,卻未得到社會一致的回應。

  煙草捐贈此起彼伏,按下葫蘆起了瓢,治標不治本。吳宜群指出,減少煙草需要和供給,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核心目標。我國在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後捲煙産量反而大增,值得政府相關部門和國人深思。改革煙草行業管理體制、實行政企分開是當務之急。

  “煙草財富”是一種“高利貸”。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個國家當年的煙草稅為基數,那麼20年後,這個國家將不得不用當年煙草稅的2.8倍來為其帶來的健康危害買單。今天“煙草財富”越多,就意味著社會將為之付出的代價越大。

  《控煙與中國未來》報告顯示,煙草産業現階段是“納稅大戶”,但無論從經濟凈福利,還是社會凈福利看,煙草産業對中國整個社會都是負貢獻,其産業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帶血的利益”。

  經濟學家胡鞍鋼擔憂地説,“人口紅利”結束與煙草疾病負擔高峰同步到來。我國在2015年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期結束。而今後20年到40年將是吸煙導致的疾病發病高峰期。社會養老負擔和沉重疾病負擔疊加,如果不進行煙草控制,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受到嚴重影響。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曉峰認為,“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在5年內,使我國人均壽命增加一歲。要實現此目標,控制煙草使用,降低二手煙暴露是重要舉措。我國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控制環境危害型和健康危害型産業,發展環境友好型與健康友好型産業是必由之路。

  胡鞍鋼建議,健康應當成為産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標準。政府對於健康危害型的煙草産業,必須嚴格準入,限制發展。在未來20年,我國完全有機會平穩實現煙草業的轉型,這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方向。

責任編輯:黃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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