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預計2013年我國勞動力資源將會達到最大值

　　人口紅利期雖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會過去，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正在轉變，老齡化進程正在逐步加快，加大制度創新，使經濟發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産率提高轉變已迫在眉睫。

　　日前發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説明我國老齡化進程正在逐步加快。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不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是否還擁有人口紅利優勢？本報採訪了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就我國勞動力現狀解疑釋惑。

　　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

　　問：有關部門不久前指出，我國人口紅利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會過去。那麼，什麼是人口紅利？它在經濟發展中起什麼樣的作用？

　　原新：人口紅利主要有兩種定義：第一，一個國家或地區伴隨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造成人口老齡化、少兒人口比重下降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同時存在，當老齡化程度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較輕、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時期”，這就是人口紅利。第二，把人口紅利等同於人口機會窗口，即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人口總撫養比最輕的一段時期。

　　蔡昉：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持續增加，比重不斷上升，因而人口撫養比相應下降。這種人口結構特徵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另一方面提高了資本積累率。由此形成的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並且通過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作為比較優勢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人口紅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農村勞動力持續大規模地向城市非農産業轉移，同時勞動力成本保持相對低廉。工業化過程所需要的勞動力供給得到充分保障。

　　2013年我國勞動力資源達到最大值，2020年以後下降會比較快

　　問：從當前狀況以及“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就業市場來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勞動力供大於求。但是，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結構這些年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人口紅利將在什麼時候開始減弱？

　　原新：“十二五”期間我國將迎來勞動年齡人口的峰值。據測算，2013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達到9.32億，這將是我國勞動力資源的最大值。以此為界，之前勞動力資源不斷擴大，之後，勞動力資源開始縮減。

　　從1982年到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擴大了3.39億，年均凈增加1094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46%。到本世紀中葉，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減少到7.47億，從2013到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凈減少1.85億，年均遞減500萬人，年均增長率為－0.60%。顯然，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規模和速度比增長期要慢許多。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也表示，據該局人口專家預測，中國未來10年每年適齡勞動力資源都能穩定在9億左右，在“十二五”期間，應該講勞動力供應總體是充裕的。但從2013年以後，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會逐步下降。2013—2020年下降比較緩慢，勞動力資源還有將近9億，2020年以後下降得會比較快。

　　蔡昉：繼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之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從80年代也開始了下降的過程，並且在本世紀以來下降速度明顯加快。

　　隨之而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以及社會總撫養比上升的情況，將使高生産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資本積累的現象成為歷史，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正在轉變。

　　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等問題的條件逐漸成熟

　　問：當人口紅利漸行漸遠時，中國經濟該如何應對？

　　蔡昉：首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由於人口紅利的存在，勞動力數量、質量和價格具有明顯優勢，並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儲蓄水平和資本積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經濟發展方式足以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隨著劉易斯轉捩點的到來，經濟發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生産率提高轉變迫在眉睫。

　　其次，形成新的收入分配模式。從理論上講，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消失，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相應提高，在新的勞動力供求關係下，經濟增長對普通勞動者即原來低收入群體的需求擴大，導致其工資水平相對於其他群體提高更快，其結果則是社會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但是，這種變化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而是有賴於社會能否順應發展階段的要求，創造充分就業的環境。

　　第三，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著一系列制度性障礙，這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臨時性、農戶收入的不穩定，以及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存在。而劉易斯轉捩點的到來意味著對制度創新的緊迫需求，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等問題的條件逐漸成熟。

　　希望政策能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要求做出正確的調整，對普通勞動者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做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