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稱心臟支架暴利達到9倍已經超過販毒

　　"從醫藥代表到藥房醫生再到開處方的大夫，藥品回扣已經形成了一條龍，醫院院長都很難查出來。"3月12日，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中醫腫瘤科主任醫師李佩文説，人們都意識到藥品回扣的嚴重性，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卻很少能發現問題的所在。

　　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重華則大膽估算，藥品回扣，除了佔比較低的普藥外，按醫藥行業的潛規則，藥品回扣是藥品零售價的20%～25%，即使按15%計算，全國一年也達450億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驅使下所開不該用藥的金額，那將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一個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許多老百姓對此已‘當怪不怪‘，但是安裝一個心臟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廠價格高數倍甚至十幾倍的錢。"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裏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一個國産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董協良説，9倍的心臟支架暴利已經超過了販毒。

　　"究其原因，在於醫生開藥收受回扣的利益鏈未能真正斬斷。"董協良委員直言，"儘管《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範》明確，醫院如因不合理處方對患者造成損害的，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處理；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相關監管仍集中在醫保處方領域，對單次處方的監管未能及時跟上，這為‘大處方‘的産生留存了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説，醫生的勞務技術價值長期偏低，醫生不能通過"陽光收入"實現自我價值。由於勞務技術定價遠遠低於成本，違背了價值規律，導致很多醫生開"大處方"，從藥品回扣中進行補償。"讓醫生自己找食吃，難免不生出事情來。"

　　如何從根本上確保患者利益不受損？董協良委員建議從4點著手：引入第三方監管，設立醫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監管機構，應由獨立於醫院的醫政部門、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部門等第三方監督；通暢患者投訴渠道，發揮社會監督力量，對規範處方亦起著關鍵作用;啟動"陽光用藥"監控體系建設,加大中間流通環節的監控，實現醫療機構藥品採購、醫生開方用藥、藥品使用的規範化、數據化和網絡化，並通過電子監察系統，對醫生用藥情況進行實時在線跟蹤監控；用"標準化治療"遏制大處方。

　　陳重華委員也給出建議，各醫院應開展反商業賄賂行動，嚴懲行賄者。同時，應讓各級衛生行政部門，限期在各級醫療機構組建專門的醫院藥事與治療委員會，負責制定和不斷完善醫院的藥品處方集，以減少醫生處方的隨意裁量權，並配以主要藥品以通用名處方等措施，給患者知情權，從技術上減少回扣的可能性。此外，在遏制回扣、控制費用的情況下，醫院的收入不可避免地會減少，這就需要財政、醫保等多渠道有更多的補償機制，比如，將醫保從中獲益的一部分用於對醫院的補償。

　　今年兩會前夕，對全國各地民眾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30.1%的受訪者期待，通過"消除醫療領域商業賄賂"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