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從何起步

　　2011年早春，全國兩會會場內外，幾乎每個人都感覺到了，一項難度不亞於當年農村改革和國企改革的重大舉措——收入分配改革，大幕正在拉開。

　　“這既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當前的緊迫工作。”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説。

“基尼系數”詞條在我國應該重寫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每次和媒體談起基尼系數和馬太效應，都會回想起，1986年他參與撰寫《中國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增補卷）》時曾寫過這兩個條目——“馬太效應”和“基尼系數”。當時寫“基尼系數”，是為了説明我國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必須改革以平均主義大鍋飯為主要特徵的分配製度，調動企業和職工的主動性、積極性。而在“馬太效應”這一條目中，他寫的是培養人才問題，根本沒有涉及財富分配方面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問題。

　　他説，現在這兩個條目都應與時俱進地重寫。中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宋曉梧委員關注的問題也從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了收入分配不公。

　　最近幾年參加兩會，宋曉梧委員的發言和提案大多與收入分配改革相關。他認為，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過去一段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所謂“弱勢群體”承載；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被所謂“精英團體”瓜分，現在到了必須下決心調整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事實上，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近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最關切的話題之一。去年3月9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世平就把這樣一組數字帶到了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他在大會發言中披露：2008年20個行業門類收入差距為4.77倍，有的高達10倍。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6.72倍擴至2008年17.95倍。在一般企業中，幹部與普通職工、城鎮職工與農民工、正式工與勞務派遣工之間，也存在明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特別是勞務派遣工，工資收入僅為同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

　　張世平委員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餘從21.23%升至31.29%，勞動者報酬卻從53.4%降至39.74%。2002年至2009年，我國GDP年遞增幅度10.13%，職工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增長8.18%。23.4%的職工5年間未增加工資。近年物價房價上漲，造成部分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下降。

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紹興嘗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識到，收入分配關乎全局，關乎各方利益關係的調整，所以它的阻力相當大。而且不僅有短期的問題，更有中長期的問題，像財政稅收、城鄉關係、收入分配再分配等。

　　宋曉梧委員也説，改革必定要觸及部分既得利益群體，這就需要政府的執政智慧，並且需要政府轉變職能，在再次分配方面，更多地承擔直接責任，提供有效公共産品，建立和完善覆蓋農民工等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稅收等手段加大社會共濟，平抑分配差距。

　　而在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紹興市市委書記張金如看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關鍵是，地方官是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問題。考核下級的官員，不能光看GDP的增速，更要看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沒有與GDP增速同步。在他看來，GDP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群眾的生活，“GDP，老百姓又看不見”。

　　新昌縣是紹興下轄6個縣市中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個地區，由於農村的經濟基礎不是很好，縣裏的幹部對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畏難情緒。有一次，張金如去新昌調研工作，縣裏的官員又在講農村的難處，張金如聽了之後，不客氣地説：“你們要是在縮小城鄉收入方面沒有作為的話，今後在你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不要再寫‘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這樣的話了。”

　　這樣的對話也曾發生在當地一家很大的企業。當企業的老闆興致勃勃地向張金如介紹説，自己的利潤每年增加30%時，張金如問：“那員工工資的增長是多少？”企業回答説是15%，張金如指出：“那麼，你的員工工資增長的幅度低於你的利潤。”

　　儘管政府沒有權力去規定企業工資的漲幅，但張金如認為，政府也不是完全無所作為，比如可以減免或暫停一些行政事業和服務性收費，讓利給企業，但企業要讓職工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

　　在這樣的治理思路下，張金如代表的政績單與別處有些不同。2010年，紹興GDP增速11%，但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速卻分別達到12.2%和13.5%；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為2.2倍，低於全國3.3倍的平均水平。

　　儘管新昌縣目前在紹興全市各縣級區域中城鄉收入差距仍然是最大的，但差距也已經在縮小。

　　這組與眾不同的數字具體是如何實現的？張金如代表介紹，近年來，紹興市推動“創業富民，創新強市”，政府不遺餘力地推進城鄉居民的就業、創業，做好就業幫扶、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等，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

　　張金如非常看重這個“兩創”。他説，創新可以提高勞動生産率，從而使企業利潤提高。企業利潤提高了，創造的社會財富也就增加了，老百姓拿到手裏的錢也就增加了，生活也就提高了。張金如説，他研究過，一個地方創業者越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越高。老百姓富裕了，更多的錢通過稅收集中到財政，政府也就能更好地去建設，這也是一個良性循環。

　　他説，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個關鍵是要讓城鄉群眾充分就業，包括農村居民也獲得充分就業的機會。一方面，政府可以找出一些崗位，定向提供給這部分人群，並且加大培訓力度；另一方面，對那些能夠安排大量就業的中小企業，政府應該給予支持，比如減免稅收。

　　全國人大代表、紹興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車曉瑞説，紹興經濟的特點就是以第二産業為主，民營企業多。在她看來，近年來政府做的最有效的工作之一，就是幫助企業向高端轉型，大力培訓城鄉居民，提高居民的素質，使當地的老百姓能適應企業的升級。

公共服務的公平是個大難題

　　在一些專家看來，除了工資水平、社會保障制度外，收入分配改革的難點還在於改革政府的財政體制，削減一般性財政支出，提高公共服務支出。他們認為，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不均等，加劇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資金分配，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偏向於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偏向於大城市。從能享受到公共服務的人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

　　作為實踐者，張金如代表認為，政府要通過改善公共服務，處理好再次分配的公平問題。譬如，面對連大城市都發愁的兒童“入園難”問題，紹興農村是通過這樣的舉措來緩解的：農村幼兒園“公建、民營、公助”。張金如代表説，因為幼兒園不是政府埋單的義務教育，所以政府不能包辦，但幼兒園的建設可以由政府投入，而且為了讓農村孩子都上得起高質量的幼兒園，政府還對幼兒園聘用的高學歷的幼師進行補助。這樣辦幼兒園，政府不會背上很重的包袱，農村孩子也能上得起平價幼兒園。

　　收入分配改革難歸難，從紹興的實踐看，只要執政者的執政理念真正轉過來，樹立起科學發展觀，有心並且努力去幹，情況就會很快有所改善——至少，不再讓差距繼續拉大，還是可能的。

　　本報北京3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