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明謝伯陽提出調整分配關係七個建議

　　合理調整分配關係，使社會全體成員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無疑是“十二五”規劃期間乃至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黨和政府所面臨的最重要和最緊迫的戰略任務

　　將收入分配列入“十二五”規劃和各級政府業績考核體系

　　首先，從基尼系數看，我國在2000年就越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現已接近或超過0.5。應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將基尼系數降到0.45以內，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內。

　　其次，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應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長不低於5個百分點，2020年將這一比重恢復到50%以上。

　　再次，企業和政府收入增速快於國民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國民收入增速。要確保財政支出每年用於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於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

　　最後，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據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壟斷行業，其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中，約三分之一是政府壟斷因素造成的。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工資差別應縮小到3倍以內，保持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不要再繼續擴大。

　　減少政府的行政開支

　　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保持企業收入大體不變的情況下，就必須相應地降低政府的財政收入。而政府能否將國民收入這塊大蛋糕一分為二時向居民傾斜，這既取決於政府的良知，也取決於政府能否穩定公務員工資和非工資性收入，壓縮行政性開支，有效地解決“三公”問題，還取決於政府能否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把財政支出更多地向弱勢群體傾斜、向民生傾斜，使經濟增長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內居民的消費和民間的投資。

　　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中用於行政費用的支出佔18%之多，這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費用的支出。這相當於美國9%的2倍，法國6%的3倍，日本近3%的6倍。大力壓縮政府包括“三公”在內的行政性支出，就可以在政府財政收入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將更大比重的財政收入用於民生支出。

　　國有企業要退出競爭性行業

　　必須打破政府對諸多競爭性行業的行政壟斷，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對自然壟斷行業要加強政府管制，國有企業要上交國家利潤，央企要從房地産市場退出，要採取有效措施限制壟斷企業高管和職工薪酬。

　　強化和改變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方式

　　1980年我國開徵個稅，作為起徵點的800元是當時月平均工資的12倍；現在的2000元是月均工資的75%。這説明我國個稅負擔大都落在了中低收入階層。建議將個稅起徵點從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4000—5000元，在全國實行個稅聯網，不管應納稅人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取得何種收入，都可以在月度的時限內進行累加並迅速計算出應納稅額。

　　考慮到我國財富的集中度極高，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第一代富翁大都面臨財産繼承問題，應該儘快開徵遺産稅和贈與稅。

　　我們要力爭通過上述二次分配，使初次分配形成的基尼系數至少降低5個百分點，而不是相反進一步擴大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大幅度提高勞動收入在財富分配中的比重

　　當務之急是把我國最低工資調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幣元，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應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可以在“十二五”規劃期間，使我國的最低工資水平逐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政府要適當降低企業的稅賦，以便為企業勞動成本的增加留出一定的空間。

　　深化礦産資源産品價格和稅費改革

　　我國的礦産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過低，這不僅造成了對礦産資源過度開發和浪費使用，而且使得西氣東輸、西煤東運、西電東送、西油東流等工程會擴大東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大幅度提高礦産資源價格水平，絕對補償費(可確定為5%左右)歸中央政府，級差補償費(15%左右)歸地方政府，使西部的礦産資源優勢轉化為産業優勢和經濟優勢。

　　加快城市化進程

　　我國的城市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46.6%，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80%的水平，而且也低於世界50%的平均水平。

　　從“十二五”時期開始，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中國的“半城市化”問題，這意味著要以平均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基本解決4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進城和落戶問題，使他們享受與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為此，我們必須推進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使城鄉建設用地做到同地同權同價，打破政府對土地資源配置的壟斷和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完善農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機制，允許和鼓勵農民自主推進城市化，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降低農民工進城務工落戶的門檻，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以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就業，從而在本世紀中期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總之，只有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使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我們的改革開放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共同富裕的理想才能成為現實，和諧社會的構建才能有堅實的基礎，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才能真正體現，國家昌盛、民族振興才有希望。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全國政協委員、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謝伯陽)

　　【數據一覽】

　　從數據看收入分配現狀

　　基尼系數

　　中國在2000年就越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現已接近或超過0.5，而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基尼系數也大多只在0.24到0.36之間，只有美國達到0.4。

　　絕對貧困人口

　　即使按照2009年1196元的標準，農村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如果在“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將貧困標準上調到人均純收入1500元，全國貧困人口總數將增加到9000萬以上。

　　財富集中度

　　《新財富》雜誌2010年5月14日發佈的“2010新財富500富人榜”，500名上榜富豪的財富總額佔2009年國內GDP的8.5%。

　　勞動報酬

　　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而2000年美國的比重為58.31%，德國為53.84%，英國為55.24%。

　　城鄉收入差距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3倍。而按照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1。

　　行業收入差距

　　國家發改委公佈的一系列收入分配報告顯示，不同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距。1990—2005年，平均貨幣工資收入最高最低行業之比由1.76：1擴大為4.88：1。

　　(數據提供：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