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科學巨星 光耀中華

　　巨星隕落，天地同悲。3月2日上午，人們從四面八方趕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我國傑出的科學家、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朱光亞先生送行。

　　“祖國在向我們召喚……趕快回去吧”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我們中國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我們！”

　　這是1950年初，時年26歲的留美學生朱光亞親筆起草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的結尾。

　　這至今讓人熱血沸騰的信，不僅反映了他當年回國效力的迫切心情，更是他畢生奉獻民族復興的真實寫照。

　　1924年12月25日生於湖北宜昌的朱光亞，從中學起就對自然科學産生了濃厚興趣。1941年至1945年，他先後在重慶中央大學物理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後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助教。1946年，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3名科學家赴美考察；吳大猷推舉兩名助手同行，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亞。

　　到美國不久，他就認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美國根本不想對中國公開原子能技術。但朱光亞並沒有放棄，同年9月，他進入吳大猷的母校密執安大學，從事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核物理學的天地裏，他刻苦學習，以全A的成績連續4年獲得獎學金，併發表了多篇優秀論文，順利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

　　異國道路上的一帆風順，並未讓朱光亞忘記大洋彼岸的祖國。1950年2月底，他自籌經費，告別學業尚未完成的女友、後來的妻子許慧君，趕在美國發佈中國留學生回國禁令之前，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國。

　　回國途中，他聯合50余名旅美留學生，&&起草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1950年3月18日，這封公開信刊登在《留美學生通訊》上，熾熱的愛國情懷感動了海外學子，在其感召下許多人陸續回國。

　　“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是搞中國的核武器”

　　回國4天之後，朱光亞就登上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的講臺。1955年，黨中央作出發展原子能工業的戰略決策，朱光亞從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回到北大，擔負培養新中國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他的學生中，許多人成為中國核事業的骨幹。

　　1959年，蘇聯突然單方面撕毀合作協議，撤走在華專家，我國的原子彈科研項目被迫停頓。朱光亞臨危受命，調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和第四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擔起了中國核武器研製攻關的技術領導重擔。

　　由於援華蘇聯核武器專家平時就嚴密封鎖有關核武器的機密情報和關鍵技術，撤走時又毀掉了所有帶不走的資料，中國的核武器研製舉步維艱。朱光亞提出，就從蘇聯專家所作報告中留下的“殘缺碎片”入手！經過夜以繼日的艱苦奮鬥，中國的原子彈設計理論終於有了重大突破。

　　1962年9月，二機部提出爭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奮鬥目標。為此，朱光亞編寫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兩份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後來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對中央正確決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過了兩年零8個月，我國第一顆氫彈也爆炸成功。這兩聲巨響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躋身核大國行列。

　　憑藉對祖國的忠誠和對事業的執著，在當時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極度簡陋的設備條件下，朱光亞等“兩彈一星”元勳們創造了奇跡：從第一顆原子彈到安裝在導彈上的核彈頭，美國用了13年，蘇聯用了6年，中國僅用了2年；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3個月，蘇聯用了6年3個月，中國則只用了2年2個月。

　　除了獻身於中國的核武器事業，朱光亞還組織指導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30萬千瓦核電站的建設，參加了改革開放以來歷次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研究制定，為中國工程院的籌建發展等作出了重要貢獻。直到80多歲，他依然關心著國家的科技事業。

　　五十春秋嘔心瀝血，畢生奉獻功勳卓著。回顧自己的一生，朱光亞説：“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這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

　　“先寫別人吧，我的以後再説”

　　1999年，在新中國成立50週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授予朱光亞等23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在同事眼裏，朱光亞廣受讚譽。“兩彈一星”元勳彭桓武曾稱讚他：“細緻安排爭好省，全盤計劃善溝通，週旋內外現玲瓏”；“兩彈一星”元勳程開甲稱讚他“深思熟慮，把握航道”。在領導看來，他是“傑出的科技帥才”。

　　朱光亞本人則説：“核武器事業是集體的事業，所有的一切榮譽都是集體的。我僅僅是其中的一員，是一個代表”；“中國核武器事業……傾注著集體的智慧和心血。有許多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也有很多人作出了犧牲，有些同志甚至貢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時至今日，朱光亞的故事依然少為人知。這一方面與他從事的事業有關，但同時也是他一貫低調的作風使然。多少年來，一直很少有描寫他的文章，其實不是沒有人寫，而是寫了文章到他那裏過不了關，不是被扣下來，就是因不同意發表而被退回。他總説，先寫別人吧，我的以後再説。

　　據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回憶，2001年清華在建校90週年之際，為23位“兩彈一星”元勳出了一本傳記，送給全體校友。在這本數十萬字的書中，朱光亞只提交了一篇文章《原子彈綜述》。“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寫了當年中央怎麼決策、科學家怎麼攻關等，沒有一個地方專門寫他自己。”

　　2004年朱光亞80歲生日時，為表彰他對我國科技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我國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被命名為“朱光亞星”。在命名儀式上，他説：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我很不敢當……我個人只是集體中的一員，做了一些工作。

　　100萬元港幣獎金悉數捐出，叮囑不要宣揚

　　儘管身居高位，朱光亞的生活一直非常簡樸。據曾在朱光亞身邊工作10年的秘書陳建平回憶，他那時候經常穿著一件舊軍裝在辦公室，對吃的也不講究。“他應酬非常少，一年大概也就那麼幾次，而且是非常近非常熟的。開會一般也不在外面吃飯。”

　　1996年10月，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決定把100萬元港幣獎金全部捐給中國工程科技基金。“我真的不忍心他這樣做，因為我知道他的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孩子的生活也都非常簡樸。而100萬元港幣不是個小數目，即使存入銀行，每年的利息也不少。”據葛能全回憶，他當時建議朱光亞捐一部分，留一部分。朱光亞平靜地説：“就按我説的辦吧。”

　　不僅如此，朱光亞還反復叮囑葛能全，對自己捐款這件事不要宣傳，不要張揚。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工程院內部，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據葛能全回憶，朱光亞把出差、訪問收到的紀念品一律交公。“他甚至廉潔到連一個杯子都上交。”

　　即便是1998年6月他離開工程院領導崗位時，也反復叮囑：辦公室裏所有公費購買的書籍，一冊都不能帶走，要整好移交。

　　在《我們的父親朱光亞》一書中，朱明遠和夫人顧小英寫道：“寧靜而致遠，這就是父親這位‘兩彈元勳’的人生境界，他正是以這樣的淡泊名利和無私奉獻成就了科技強國的偉業。”

　　“要做到父親那樣的嚴謹細緻真是太難了”

　　聽多説少、嚴謹細緻，是朱光亞留給人們的普遍印象。對此，中國工程院原院長徐匡迪印象尤其深刻。他回憶説，“到北京工作後我去看朱院長，見面後簡單向他報告，我已來報到，應該怎麼著手工作，請他指點。當時光亞同志只是微笑著看著我不説話，大概有好幾分鐘。後來其他人講了許多話，他只是不斷點頭。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他也站起來，堅持要送我到電梯口。從辦公室到電梯口這段，他拉著我的手，講了一句話：‘工程院最重要的就是堅持院士標準，把好用人關。’”

　　“朱院長雖然話不多，卻非常關鍵，可以説語重心長。”徐匡迪不勝感慨。

　　對於朱光亞的嚴謹，與他打交道40多年的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頗有領教。他説，朱光亞曾是國家“863”計劃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負責航空航天和激光領域的工作。激光領域的專家每次開會他都參加，會後要寫一個紀要，送他閱後再定稿。紀要中有一部分，寫參加會議的有某某院士、院長、所長等。“朱光亞看後，拿起鉛筆，很工整地在‘院士’兩個字上畫了個圈，並在旁邊寫了一句話：院士不是職稱，不是職務，只是一個榮譽稱號，不易作為一種稱謂來用。”杜祥琬説，“之後我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談過朱光亞的這個意見，它的含義是深刻的，對於今天科技隊伍的建設很有意義。”

　　在對父親的回憶中，朱明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親的認真細緻，已經到了一種“極致”。他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朱光亞在外面開會，讓秘書回家取一份文件。“父親告訴秘書説，那份文件在第幾個保險櫃，第幾格，從左到右第幾摞，從上往下數第幾份。”

　　“在這方面父親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大。”朱明遠説，工作中他的細心在同事中一直是有口皆碑的，但在家裏卻常被父親説是“馬大哈”。“要做到父親那樣的嚴謹細緻真是太難了。”

　　“講民主、尊重人，善於聽別人的意見”

　　最讓中國工程院首任常務副院長朱高峰難忘的，是朱光亞“民主作風突出、尊重別人”。他回憶説，在主席團會議和院辦公會議上，大家都能暢所欲言，沒有任何顧慮，有不同意見、有爭議是經常的。“他善於傾聽大家意見，在意見一時不能統一的時候，他不輕易決策，而是待大家思考後再議。”朱高峰舉了一個例子：在成立工程管理學部問題上，工程院原本想在1998年的院士大會上表決通過，但當了解到院士中有較多不同意見時，朱光亞當即決定：在當次大會上不再表決，以後再議。

　　杜祥琬對此也有切身體驗。1991年，朱光亞率團去美國，交流核軍備控制的最新進展，這也是他1950年回國後首次出國。“在與美國科學家交流的過程中，雖然朱光亞是重大策劃的&&人與組織者，卻很少説話，而是把發言的機會讓給我國的中青年科學家，他只是在關鍵的時刻才作簡短表述。”杜祥琬回憶説。

　　一直到晚年，朱光亞還特別強調“要學術民主”。2006年9月25日，在彭桓武院士科技思想座談會上，他提交了書面發言《學習彭桓武先生培養創新型人才》。朱光亞指出：“我們現在的科技界、教育界，儘管少有一統天下的權威人物，但是在有些單位內部，學術專制、學術壟斷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對開展創新工作、培養創新人才非常不利。”他還強調，“要給學生留下探索的空間”，“要鼓勵獨立思考”。

　　朱明遠、顧小英在《我們的父親朱光亞》中寫道，之所以用自己的筆去跟隨父親的足跡，記下父親在他們心中的一切，因為這是來自一顆純潔無私的高尚心靈的心語，“對我們來説，這也是來自父輩的一份彌足珍貴的心理饋贈，它勝過世間一切有價的財富，它是真正的無價之寶”。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讓我們銘記這位光耀中華的科學巨星，傳承好他留下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