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農民工務工心態：我們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資料圖：2月23日，瀋陽市一街道旁擺了幾塊招工信息板。據遼寧省瀋陽市魯園勞動力市場工作人員介紹，春節後到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農民工比往年減少了一至兩成，招工單位持續出現用工緊張。新華社發（李雨澤 攝）

　　隨著元宵節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採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産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盼“工作穩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裏先後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説。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説“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願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定工作合同的企業更受農民工青睞。”

　　就業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大安鎮、銅梁縣石魚鎮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後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達，就業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親屬關係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説法，説的便是農民工就業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關係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慈雲鎮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築工程公司，其後5年多時間，先後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願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幹，原因就在於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也不怕老闆拖欠工資。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願。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後來資本大潮席捲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於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願繼承家裏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遊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在要找就輕鬆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説。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求情。去年，他辭職後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後，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願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麼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後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説。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度上。記者採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於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裏有些不平衡。“聽説虎門南坊工業區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産業工人相比，這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呼喚未曾停止。是繼續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徘徊，領取微薄的薪水，還是奮勇向上遊？農民工群體在思索、猶豫。其中一部分通過培訓、自學，重新規劃職業道路。

　　謝軍在辭去惠州五金廠的工作後，又輾轉來到東莞一家首飾加工廠，隨後又前往廣西從事農田建設的管理。儘管工資從惠州時的每月400元上漲到1500元，但謝軍已經本能感到危機，“這個時代，不提高就會被淘汰的。”在廣西期間，他在工作之餘進修機電維修，在一位老師傅指點下，從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掌握竅門，只花了十天時間。後來謝軍考取了電工資格證書。

　　為了提高電工技能，謝軍在中山一間照明廠找到工作。“其實工資只有1200元，比在廣西時候還低，但我把它當做一個實習的機會，因為我喜歡機電。”目前，謝軍在東莞聯冠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做電工，工資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場，謝軍著重看的是編程控制器(PLC)工程師培訓的項目，準備報一個初級班，從一名電工升級為貨真價實的電氣工程師。他告訴記者，在業餘時間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逛逛書店，給自己充電。

　　相對而言，李清平早早選好了方向。他從1999年開始在幾家深圳的台資電子廠輾轉，從作業員做到科長，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漲到3000元。隨著近幾年深圳電子廠轉移到惠州和東莞，他也隨之到東莞找工“我在電子行業已經做了12年，市場上有我這樣經驗的工人不多。”言談間，李清平頗顯自信。

　　但以李清平這樣熟練的技工，去年也已從組長升至科長，卻辭去了科長一職，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個“技術員”。為何？“做我們這一行，壓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歲，看起來卻像60歲的老頭，現在只想喘口氣，找個輕鬆點的工作。”李清平説。

　　何芳則屬於另一類農民工。談及通過培訓提高技術能力，她一臉難色：“就我們這一把年紀了，想學也學不來啊。”何芳在虎門已經換過幾份織布工作，工資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發現，十年之間，農民工這個群體對職業前景的規劃已頗見分歧。他們在此方面的整體面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