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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報討論治理垃圾短信困境 指運營商存監管漏洞

發佈時間:2011年01月26日 06:06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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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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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底,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對4名短信群發者提起公訴。此事經多家媒體報道後,有人歡呼“垃圾短信滋擾生活有望被定罪了!”然而,隨著真相浮出水面,此前歡呼的人們也許會感到失落。原來,這4人是因為“未獲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被控,而非“滋擾接收人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大量不請自到的垃圾短信往往是由擁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的公司所炮製。

  近年來,呼籲懲治垃圾短信的報道屢屢見諸各類媒體,手機持有者對垃圾短信的反感、苦惱甚至憤怒之聲不絕於耳。統計顯示,平均每人每週收到滋擾信息已超10條。一面是短信廣告業蓬勃發展,一面是信息接收人的合法權益被侵害。治理垃圾短信的困境究竟在哪?如何突破困境,維護信息接收人的合法權益?

  運營商存在監管漏洞

  ●即使運營商對舉報屬實的垃圾短信跟進屏蔽,已發出的短信不能收回,造成的損害難以挽回

  1月19日,從早晨7點開機到中午吃飯這段時間,在北京市朝陽區華貿大廈工作的王小姐,手機上已積攢了十幾條垃圾短信:“孩子小升初一對一輔導”、“22萬加幣全家移民加拿大”、“我是您認識的小李,提供各類發票”……

  手機是自己的,每月的電信資費也由自己交,垃圾短信為什麼不請自到?

  王小姐邊吃飯邊刪短信,午飯刪短信漸成一種生活習慣。這些短信令她憤怒,“手機上的短信不像街邊電線桿上的小廣告,可以不看,真煩心!”

  相關業內人士指出,幾乎所有手機用戶都選擇像王小姐這樣帶著怒氣逐條刪掉這些垃圾短信。而對於王小姐所説的垃圾短信,按照我國電信條例的相關規定,並不在法律制裁範圍內。電信條例規定的違法短信包括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等九類,群發的商業短信並不在此列。

  人們發現,不請自到的垃圾短信有如下“騷擾規律”:週末時手機是各類售樓信息的“舞臺”,一天能收十多條;司法考試前幾個月,各種神乎其神的培訓班信息紛至沓來;到了寒暑假,各類輔導班廣告成了常客;無痛流産、男士壯陽的廣告甚至半夜三更都會冒出來。

  相關業內人士表示,目前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等電信服務商均開通了對垃圾短信的舉報平臺,手機用戶一旦收到垃圾短信可撥打客服電話舉報,也可以發短信舉報。一旦舉報事實被認定,運營商會進行刪除、屏蔽等處理。

  記者撥打中國移動10086客服熱線,接線員答覆,“所有舉報都只能在垃圾信息被群發之後,作為運營商中國移動只對敏感詞彙有過濾功能,對那些措詞不敏感的信息不可能在舉報之前就過濾掉。”

  在接受了記者收到垃圾短信的舉報後,中國移動相關工作人員解釋:“通訊權誰都有,我們不是執法部門,不可能在短信沒發出之前作出屏蔽處理,而且目前的監控技術根本就達不到這一點。”

  電信公司“10000”客服熱線的工作人員則表示,如果是用手機的SIM卡發送的短信他們無法進行屏蔽,就像無法控制私人號碼發送短信一樣。為了控制惡意群發,公司只能對發送數量進行限制。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刑法學教師袁彬認為,“群發短信的受眾往往幾千人,即使運營商對舉報屬實的垃圾短信跟進屏蔽,已發出的短信不能收回,損害難以挽回。這意味著垃圾短信在群發環節,運營商存在多個監管漏洞。”

  靠運營商自律治理不了垃圾短信

  ●通過立法對垃圾短信發送商制定處罰細則,對運營商進行重罰,才能有效維護手機用戶的合法利益

  “這些年,開發票、開酒吧、搞培訓……都瞄上了短信群發開展市場營銷,大量垃圾短信廣告就此産生。”曾供職于深圳某群發公司的于皓説,“垃圾短信愈演愈烈的背後,是一個新興的短信群發行業在崛起。而助推垃圾短信氾濫的,是這個行業構成的經濟利益鏈。”

  于皓説:“垃圾信息由公司群發,有的客戶會自己提供發送對象的號碼,有的則由群發公司安排。群發公司通常有兩種渠道‘安排接收人’,一是按手機號碼的號段隨機選號,二是在網上購買客戶信息建立自己的數據庫選號。只要商家給錢我們就一股腦發給用戶,至於用戶是否願意,根本不在發送商的考慮範圍之內。”

  據業內人士介紹,短信群發公司通常發送一條短信,要向運營商支付0.03元至0.05元的服務費,以通常每次發送10萬條為例,給運營商的報酬就高達3000元。

  記者致電中國移動企業客戶部,得到的答覆是“如果是企業群發,需要與運營商簽訂服務合同。但只要提供企業的介紹信和營業執照並加蓋公章,就可以以簽約信息的形式進行短信群發。至於接收方是否為發送商的客戶,營運商不進行任何實質意義的審查。”

  專家指出:幾大電信運營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發放源頭和最大獲利者,指望運營商認真查處垃圾短信,無異於左手砍右手。遏制短信騷擾,靠運營商自律在效果上是杯水車薪。只有通過立法對垃圾短信發送商制定處罰細則,對運營商進行重罰,才能有效維護手機用戶的合法利益,徹底解決困擾手機用戶多年的垃圾短信騷擾問題。

  舉報到司法機關仍難懲處

  ●手機持有者將垃圾短信舉報到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將以檢察建議的形式督促電信部門做出整改或者加大打擊力度,但需要舉報人提供相關證據

  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短信群發案中,如果群發者擁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非法經營罪”就難以成立。那麼,我國法律對擁有電信增值許可證的群發者是如何規定的呢?

  北京律師張琦説,一旦垃圾短信群發者取得了電信增值許可證,他發送的垃圾短信除了遭舉報核實後被屏蔽,幾乎不會受到任何懲處。在美國,如果未經手機用戶許可,即發送商業廣告,手機用戶可以起訴手機服務商及發送商,而在我國無論是廣告法、電信條例對此都沒有規定。

  西城區短信群發案主控檢察官任麗新表示,“此案如果不是匿名舉報材料內容翔實,涉及涉案金額等具體內容,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幾乎不可能做出立案的決定。”

  袁彬認為,如果手機持有者將垃圾短信舉報到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將以檢察建議的形式督促電信部門做出整改或者加大打擊力度,但仍然需要舉報人提供非法所得、非法渠道等相關證據。

  張琦感嘆:“對於普通手機用戶,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舉報。”

  袁彬説:“擁有電信增值許可證群發垃圾短信的,是違規行為,只能誰審批誰負責。而我國現行法律的設計是審批權掌握在和發送商有連帶經濟利益關係的運營商手裏。這就造成手機用戶個人舉報難,即使舉報到司法機關真正能被懲處的也少之又少。”

  現實生活中,公民只關心在短信群發中個人信息有無被洩露和遭侵犯,生活安寧權有無被侵犯。目前刑法並沒有對應的罪名,這是懲治的一大盲點。

  有專家認為,打擊短信群發屬於廣告法管轄範疇,如果個人或公司不具備廣告資質,則屬於違法發佈廣告。不過這和馬路邊電線桿上貼廣告一樣,不合法但是管理難度極大。

  袁彬建議立法機關儘快組織立法調研,進而推動相關立法,在法律上從三個方面對垃圾短信進行懲處:一是對短信群發中造成個人信息被洩露和侵犯做出懲罰性規定;二是明確“滋擾標準”,對給手機用戶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依法追究發送者責任,同時規定運營商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三是針對目前運營商對發送商的審核流於形式的問題,對運營商的審批權進行限定和細化。在執法過程中,電信部門和公安機關對待手機用戶的舉報,應考慮適當降低舉報受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