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兩會上頻現GDP翻番字眼引發經濟過熱隱憂

　　儘管此前多家機構預測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年初各地“兩會”傳出的地方政府“十二五”經濟增長目標，則讓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為中國經濟可能過熱擔憂。

　　一些專家認為，地方政府追求過快的經濟增速，將導致出現過熱苗頭，物價上漲壓力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可能影響國家將在“十二五”期間大力推進的結構轉型。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日前建議，為保證經濟健康發展，應在適當時機“踩剎車”。

　　目標

　　地方“兩會”經濟增長熱情高漲

　　站在“十二五”的起點，2011年初各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無疑在於部署這五年的經濟規劃。《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收集的部分公開資料來看，許多地區的“十二五”經濟增長目標都定得很高，類似“翻一番”這樣的字眼頻繁出現。

　　光是在省級規劃之中，就有許多地方制定的“十二五”的經濟增長目標達到兩位數。

　　比如重慶市提出：到2015年，地區G D P年均增長保持在12 .5%左右，在2010年基礎上地區生産總值翻一番，人均地區生産總值翻一番，達到8000美元，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5%。

　　安徽省提出：力爭到2015年地區生産總值、財政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 D P破2萬億元，主要指標增速位居中部前列。

　　廣西也提出了“十二五”時期地區生産總值年均增長10%的目標，力爭“十二五”期末實現翻一番。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飚説，“十二五”時期是廣西加快推進“富民強桂”新跨越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時期。

　　黑龍江省提出：到2015年，全省地區生産總值和地方財政收入分別比2010年翻一番，使“十二五”成為該省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快時期。

　　地級、縣級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更是宏大。如昆明提出的“十二五”目標是：人均G D P比2000年翻兩番，生産總值年均增長13%以上；珠海提出的是：“十二五”期間G D P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超過兩萬美元。

　　另外，“十二五”期間，廣東省江門市的目標是：生産總值年平均增幅15%，這一速度高於全省8%的目標，也高於去年江門14 .3%的增速；深圳市坪山新區則提出了“十二五”期間年增長率超過30%的計劃。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還是有部分經濟較為發達地區調低了自身“十二五”G D P增長目標的。比如説深圳市計劃的G D P年均增速將從“十一五”的13.5%降到“十二五”的10%，石家莊市的增速將從13.1%降到12%，天津濱海新區的增速將從22.5%降到17%以上。

　　隱憂

　　經濟學家擔心經濟過熱

　　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高熱情，已經引發了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增長可能過熱的擔心。

　　如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日前就談到了這一問題。他説，談到中國經濟2011年究竟是什麼樣的速度，核心還應該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現在關於速度問題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可能會出現下行，我最擔心的還是偏快和過熱的風險。

　　“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保持平穩，實現全面小康等各項經濟指標都是沒有問題的。然而現在來看，各個省都準備在這個五年裏大幹一場，有的省甚至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標。特別今年到明年，各級政府又要換屆，這些都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過快。

　　“如果經濟增長過快，那麼一方面物價穩不住，第二個結構調整又泡湯了。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千方百計想辦法踩剎車，讓經濟保持適當的速度，主要防止過快過熱。”姚景源説：“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8%至9%之間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好的。如果説總結一點經驗的話，2009年中國經濟保持在8%多一點就夠了，沒必要幹到9 .2%。如果真的8%多的話，也就不需要投放那麼多的貨幣，也就不會在2010年推高物價了。中國人現在覺得經濟只增長8%是不行的，其實10%以上的增長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奇跡了。我覺得我們要確立一個思想，中國經濟比較好的增長速度是9%左右，不宜太高。”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某研究員也表示，與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出現大幅下滑相比，他更擔憂“十二五”期間地方政府啟動新一輪的比賽，造成新一輪的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拉動經濟過快增長。

　　他説：“我的基本認識是，由於中國的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需形式已經發生變化，所以全要素生産貢獻短期內很難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是下行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硬要把經濟增長速度拉起來，很有可能後果就是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而且持續化。中國現在的通脹問題不是總需求明顯大於總供給造成的，主要是流動性的因素，再加上短期由於自然災害導致的農産品供給緊張。如果經濟增長過快，就會造成總需求拉動的通脹，到那時中國所面臨的物價形式可能跟現在會不一樣。”

　　該研究員還表示，今年是中國成立後經濟增長第三個30年的開頭之年，是關鍵的一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30年，用計劃經濟推進了工業化；第二個30年實行了改革開放；而第三個30年是要進行經濟結構轉型，走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作為開頭的一年，路徑選擇非常關鍵。

　　“我希望這個頭能開的很好，我們不僅能夠維持住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而且結構調整也能取得積極進展，通脹也能得到有效控制。”他説。

　　獻策

　　專家為經濟轉型開組合藥方

　　説起來，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地方之間形成的積極良性的競爭關係分不開。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對記者表示，具有中國特色的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正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裏面的一個重要因素。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由於地方政府沒有宏觀調控手段，不能調整利率，在財政收支上不能安排赤字，不能安排地方債，所以地方政府要發展當地經濟，改善當地民生就必然需要較高的G D P。”

　　然而，這種高增長的規劃並不適合“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的大環境。國家發改委投資所研究員王元京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如果地方G D P預期增速太高的話，可以看出其增長方式還是沒改變。而如果增長方式不改變，還是利用規模換效益，用增長速度替代技術進步的話，那麼這種發展方式還是依賴傳統發展路徑。”

　　如何改變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過高熱情呢？王元京認為應該從三個方面著手：

　　外在方面，主要是要強化市場約束。他説，過去我國生産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沒有放開，像電、煤、油、地等資源一直保持政府壟斷價格，企業沒有外在壓力，競爭力就不充分。現在需要政府來推動價格體制改革，通過市場機制把價格傳導下去，倒逼企業轉變發展方式，不能再只是粗放式的拼規模、拼土地、拼資源，而要珍惜生産要素，更多的在技術進步和自主知識産權上下功夫。給過去在這些領域處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增加一些外在的壓力，以迫使它們完善各種責任制，包括強化環保責任，使企業感覺到必須要轉型。

　　內在方面，要推進地方的結構調整，關掉落後産能企業，強化準入門檻、産業門檻、環保門檻、安全門檻，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包括優勝劣汰、整合、並購、重組，生成內在的技術進步發展動力，推進增長方式的轉型。

　　地方政府本身也需要對考核指標進行轉型，不在只是單單考核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強調民生，強調和諧發展。換而言之，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評價要同時兼顧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蔡志洲也建議要讓地方政府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觀念，把社會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結合起來。同時要鼓勵各種創新，包括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他説：“體制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基礎。但是反過來，中國人是有智慧的，把技術做好了就有可能帶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另外，蔡志洲認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也有助於中國經濟更順利的實現轉型。他説，社會主義民主強調在立法過程中間，在財政收入和支出方面，要多傾聽大家意見，這就會兼顧多方的利益。而只有法制建設取得成效，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才有了堅實的推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