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客服設為首頁
登錄

中國網絡電視臺 > 新聞臺 > 中國圖文 >

我國進城市病集中爆發期 GDP與幸福感背道而馳

發佈時間:2010年10月08日 06:5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國青年報

評分
意見反饋 意見反饋 頂 踩 收藏 收藏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1 -->

更多 今日話題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2 -->

更多 24小時排行榜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3 -->

  “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這樣的討論已經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因為大城市生活中的種種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罷不能的心結。

  今年中秋節前的最後一個週末,一場小雨、節前走親訪友等幾個原因幾乎讓北京陷入了全城擁堵。那天的擁堵讓很多人至今耿耿於懷,不少人仍然在網上講述自己當天的經歷,比如,“200米的路,車走了半小時”,“下班在路上堵了6個多小時”……

  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

  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於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攤大餅之後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經過調查形成了一份《關於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這份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測算的結果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儘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給能力被抵消的一個後果就是汽車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200萬輛,到2007年5月,這個數字改寫為300萬輛。而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僅用了兩年7個月。從400萬輛到450萬輛,僅用了幾個月。已經有預測,2015年時這個數字會達到700萬輛。

  調研結果顯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佔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有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於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協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如果人口持續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脹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在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高峰,根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6.6%,這個數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廣州的後塵。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擁堵、水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

  “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在這樣的人口與環境承受力的扭曲關係下,不出現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説。

  在他看來,之所以出現大城市經濟增長快,但居住舒適度降低的現象,原因很複雜。這其中既有城市發展戰略、産業佈局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不均衡與過分追求GDP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明顯的大城市化特點,城市發展戰略上沒有作出結構的調整,總是攤大餅、不斷擴張。”汪玉凱説,由於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能夠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城鄉的資源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人們肯定不斷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凱看來,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保障沒有能夠及時跟進,不僅外來人口的生活舒適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適度也在降低。

  城市為誰而建

  在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專家、《公權市場》作者徐宗威看來,如今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城市病已經越來越嚴重,已嚴重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我們的城市究竟是為誰而建,為什麼目的而建?”徐宗威説,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設的主導思想出了偏差。由於不清楚 城市為誰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單純的利益驅動下,較少地關注普通人,於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車道越來越少、各種公用設施越來越貴。

  在徐宗威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極大促進了經濟增長,讓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我們的城市發展是否就是為了經濟增長,為了 GDP?“城市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經濟功能,另一個則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説,如果過分看重經濟功能,那所有的行為都是圍繞GDP,怎麼賺錢怎麼做。在一味單純追求發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會被忽視。公共綠地越來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國有很多城市就是這麼做的,為了招商引資,不惜一切代價。

  兩個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個縣考察,當地一家企業直接將污水排入河中,當地政府明知這樣不對也不管。原因就在於這家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縣裏的GDP增長就靠這家企業。

  徐宗威覺得,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過分強調經濟發展,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樣要受到影響。“如今地球每天有10萬架飛機起飛,耗費的能源、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可想而知,10年後這個數字會是多少?對能源的消耗、對大氣的影響會是怎樣?”

  生活質量應主導城市發展

  在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看來,過去30年我國主要是關注大城市的發展,如今到了要發展縣域經濟、加快中小城市發展的時候了。

  “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東西很漂亮,地下的東西卻很差。”汪玉凱説,在城市的規劃上,沒有合理進行産業佈局,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産業集中在大城市,勞動密集型産業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圍沒有衛星城來分散城市壓力。

  按照汪玉凱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産業,現在完全應該調整到中小城市去,彌補縣域經濟的歷史欠賬。現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我國還有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解決就業問題,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經不可能解決這些勞動力的就業、生活問題,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凱告訴記者,大城市要用産業淘汰的方式來進行産業佈局的調整。勞動密集型産業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勞動力,已經不再適合大城市,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産業更適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夠提高註冊企業的門檻,就能夠有效地實現勞動密集型産業的轉移問題。

  不僅如此,調整城市的考核指標體系也勢在必行。

  “聯合國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標體系,空氣、飲水質量等生活質量的指標所佔比重很大。從聯合國的指標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而我國現在的城市考核指標體系還在誤導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凱説,政府部門、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長遠眼光和現代化管理理念,更多關注居民生活舒適度。而要導向這個層面則需要系統的長期的指標體系,我國現在就缺少這樣的考核指標體系。很多城市還在為GDP不惜代價、不惜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

  汪玉凱曾去德國考察,在德國一些大城市,由於城市病的出現,居住質量下降,很多有錢人離開大城市選擇鄉村、小城鎮居住。大城市的稅收受到影響,為了增加稅收,這些大城市不斷改善城市生活質量,吸引有錢人回到大城市生活。應該説,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難題,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不少彎路,我國應該看到這點,避免這些彎路。

  “過去總是用GDP、效率來考核城市和幹部,現在提倡用綠色發展的考核指標。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滿意度作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減少。”徐宗威説。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