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彩霞案和解，反思不應終結

　　備受關注的羅彩霞案，以原被告達成調解協議的方式落幕。被告王崢嶸給付原告羅彩霞賠償金4.5萬元，原告放棄其他訴求。回溯羅彩霞案大白于天下以來的種種艱難險阻和洶湧民意，結局顯然要“祥和”得多。

　　然而，在從事件曝光到等待判決的17個月裏，從羅彩霞、王崢嶸、楊榮華、王佳俊等當事人到整個社會，又付出了多大代價？

　　羅彩霞付出了自己的受教育權乃至姓名權，她的一生因此改變；王崢嶸身陷囹圄，其夫人楊榮華神經錯亂，王佳俊“生死未卜”不能到庭；隨著案情發展，關注者也從對羅彩霞聲氣同枝地表示同情，轉為意見分化，為王佳俊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羅彩霞是維權還是另有他意而爭議不休。

　　這些爭議，實際上表明的是群體對權力造成的悲劇的認知迷惑，以及維權是否應該向現實適當低頭的迷惑。這些迷惑，充分表明社會在為羅彩霞案付出群體性代價。

　　羅彩霞不是堂吉訶德式的騎士，她不是為浪漫而戰，所要的只是一個普通弱勢者的最後生存底線，要的只是一個受害者的最後一點公道。羅彩霞式的悲劇之所以如此牽人心肺，在於這樣的悲劇如果不堅決阻止，就可能成為更多弱勢者的命運。

　　從這個角度講，即使在司法層面因羅彩霞“放棄其他訴求”後有關學校和教育部門不必再接受司法追索，但是疑問仍然存在———羅彩霞被頂替成功，在程序上需要突破湖南省邵東縣第一中學、邵東縣教育局、貴州師範大學、貴陽市教育局等多重屏障，即使沒有證據表明這些部門與王崢嶸夫婦存在主觀故意的配合，但是客觀上的行政過失也不能因此掩蓋。無需承擔民事責任，不代表他們無需接受行政懲戒。

　　否則，羅彩霞因司法調解而獲取的有限正義，還需打折。通過羅彩霞案而推動行政和司法正義的社會期待，也就會再次為現實的權力意志操作而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