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俗"更要反文化行政體制(圖)

吳祚來

　　新隆中對文化

　　藝術不是文化行為,是行政行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體制,那就成為郭德綱那樣的市場人,變成市場行為。於是,文化行為總是會被異化。

　　反“三俗”正在拉開大幕。文化部蔡武部長指出了六大問題:每年創作的歌曲很多,但廣為傳唱的很少；創作的小説很多,但公認的力作很少；出版的圖書很多,但與傳統典籍比肩的很少；電視頻道節目很多,有豐富文化內涵、有品位的很少；生産的電視劇很多,但能成為經典的很少；文化遺産保護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虛火”不少。蔡武部長認為,三個原因造成上述不良的文化現象滋長蔓延,一是市場逐利屬性,二是世界流行文化影響,三是批評家們跟風做托。

　　其實,不管什麼原因,當代中國文化出現問題是必然的。除了反思市場等原因以外,在我看來,對文化體制及文化管理的反思也必須跟上。我們知道在西方文化發達國家,藝術家的身份地位與藝術家的創造力是一致的,但我國的官本位卻使藝術家與文化身份分離,藝而優則仕。譬如姜昆先生,藝術天份與影響力過去遠在一些低俗的相聲藝人之上,但低俗的藝人之所以能做大,因為姜昆們戴上了烏紗帽,有了局級甚至部級身份地位,也就忙於行政會議與重大文化主題,相聲創作與表演,便乏善可陳了。如果姜昆先生不進入曲協當領導,他就是一個藝人,不懂行的領導來領導他,他可能就只有受委屈的份了。如果説姜昆先生的藝術天才被官帽蓋住了的話,而郭德綱們則是文化行政部門的棄兒,他們沒有獲得行政支持而在文化上獲得提升的機會,最終的結果我們已看出,姜昆們的藝術才華被“溺愛”死了,而郭德綱們的藝術品位被“冷淡”死了。當我們在批評“三俗”藝人們的時候,一定要先問問自己,我們關愛過這些民間藝人嗎?

　　我們的文化行政國策,是用行政級別來獎勵文化優秀人才,嚴重誤導了藝術領域的發展,使優秀的藝術家不能致力於純粹的藝術造詣,而盲目跟風進入文化行政,以獲取一時的身份地位。因為身份地位關聯著藝術機會,譬如國家經費、演出機會、獲獎機會等等,都與個人行政職位有著某種內在聯絡。藝術不是文化行為,是行政行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體制,那就成為郭德綱那樣的市場人,變成市場行為。於是,文化行為總是會被異化。

　　為什麼電視裏播出的內容難有精品?還是體制原因,只要關係強大,內容只要過得去,就能在主流電視臺上播出,行政力量仍然主導著媒體,連市場準則都談不上,特別是兒童動漫節目,內容無聊甚至暴力低俗的內容隨處可見,我曾發表多篇文章指責,但有用嗎?批評家是無力的,因為潛規則左右著文化製造、文化舞臺、文化傳播。所以,應建言有關決策部門,讓文化按文化規律發展運行,特別是吳冠中先生所説的,打破作協與文聯官僚體制,還文化非行政化身份,讓國家相關經費用基金的形式支持文化事業,而不是用在經費養人的方式上。大量的引導藝術發展的評獎、經費都是由行政力量左右,不妨調查一下,有多少獲獎文藝作品是真正的觀眾喜歡、藝術超群、品位一流,是市場上的佼佼者?國家供養著龐大的文化隊伍,必須進行改革,使他們面向市場,面向公眾,而不是等著行政撥款,由上級安排來創作與演出。因此,問責“三俗”,不能僅僅打市場的板子,也應當打文化行政和體制的板子。

　　至於民間文化低俗,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每一個時代人性一致,低俗的程度就相當,文化主管部門只要它們內容不淫穢不暴力不突破人倫道德底線,就不應過多干預。即使煌煌巨著《紅樓夢》裏,不也有所謂低俗內容嗎?如若文化經典或文化作品裏都純而又純的高雅,那是水中望月,美則美矣但不現實。換言之,反“三俗”不能走極端,更不能走到改革開放前極“左”的老路上去。

　　一言以蔽之,民間文化需要政府引導與扶持,需要主流社會給予提升的機會與資助,需要政策能夠引導民間文化的健康向上。

　　作者係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