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山區是徽商故里，也是徽文化發祥地，這為當地古村落的不凡氣度奠定了物質和文化基礎。”黃山市社科聯主席汪煒介紹説，皖南古村落大多分佈在黃山市境內，具有徽文化的共同背景，其選址、佈局、建築風格集中反映了當地的山地特徵和地域美飾傾向，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西遞、宏村作為皖南古村落代表，2000年即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這也是民居首次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遺憾的是，黃山市有關方面一項調查顯示，該市境內古村落超過千個、古民居1萬多幢，但一些古村落日漸破敗甚至消失，古民居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遞減。(安徽日報2012年11月2日)

　　古村落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産，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被譽為經典的民間文化生態“博物館”、鄉村歷史文化“活化石”。在農耕時期，中國有40萬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裝載厚重歷史的典籍，可是沒等到我們去仔細品讀它、研究它、傳承它，這些經歷了千年風雨的古村落，這些傳統社會架構的基本單元，這些百姓生存狀態、生存想象的基本範式，正在城鎮化、商業化突飛猛進的過程中漸趨湮滅。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早在2005年就曾指出，古村落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文化遺産，其價值不比萬里長城低，“萬里長城是一條線，古村落遍佈中國”。在他看來，這些古村落不僅有歷史文化價值、研究價值、見證價值、學術價值、審美價值、欣賞價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精神價值。但近年來，古村落消失得太快了。馮驥才給出這樣一個數字：在2000年時，中國擁有360萬個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270萬。也就是説，10年間就消失了90萬個自然村，“比較妥當的説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個村落”。這個數字令人咋舌。而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護價值的傳統村落，則無人知曉。

　　伴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改革步伐的加快，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大批古村落瀕臨消亡。在國內，現在幾乎每個月就有一座古村落消失。在山西，現存的古村落已由過去的500個銳減到100個。這些古村落之所以加速度消失，如此之快消逝湮滅在人們的視野之中，究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是大量撤莊並村，二是城鎮化失速。尤其是近些年來，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許多古老村落慢慢變得空巢化，只有少數老人和留守兒童在家看家護院，以後很有可能就成了無人村，其中所蘊涵的大量鄉土文化信息、形態也將隨之消失。由此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近日在官網上挂出了關於公開徵求《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草案)》意見的公告，這是繼1999年出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後，浙江首次結合本省實際，對“條例”進行的一次全面修訂，修訂章節涵蓋了全省古村落保護規劃、合理利用和法律責任等內容。作為古村落擁有量和經濟發達程度均排在全國前列的浙江省，古村落的保護面臨巨大的壓力。尤其是隨著烏鎮、西塘、諸葛村等歷史古村鎮近年來成為國內知名旅遊景區和旅遊目的地，一些有識之士和學者專家開始擔憂這些歷史文化遺跡會被變相利用和遭到破壞。

　　“中國傳統文明之根在於鄉土，中國未來之變其關鍵在於鄉土，只有深讀‘三農'，才能讀懂中國。”這是浙江電視臺錄製的《衢州記憶：鄉土再發現》片頭中的一句話。現在古村落的保護面臨很多問題，每個古村落歷史、環境、居民民族等各不相同，保存現狀、所處位置不同，所以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故而對古村落的保護難以出臺一個統一標準或規程，必須針對每一個古村落的具體情況來具體分析，再對症下藥。

　　古村落是祖先留下來的寶貴遺産，其首要價值是一種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這既表明古村落保護是每一位社會成員的共同責任，也道出古村落保護的要義所在。雖説大多數古村落不是名人故居，如果不能開發利用，那麼保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但“先保護、後開發”的原則，不是單純將原有的古村落圍起來打造成景區，而是在保護原有資源的前提下，活化民俗，深入挖掘景區的旅遊功能，將地方歷史文化內涵發揮到最大。例如，馮驥才早在2003年親自設計保護方案、搶救的山西榆次後溝古村是中國第一個古村落保護的樣板。在這個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後溝古村，觀音堂、關帝廟、古戲臺、張氏祠堂等古建廟宇依舊完好，三進、四合院落和酒坊、醋坊、豆腐坊、香油坊、米麵坊等生産作坊，再現了村民們自給自足辛勤勞作的情景。

　　(吳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