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因為在省級“挑戰杯”比賽中拿一等獎而被保送上研究生。不久前，他受邀回母校和學弟學妹交流保研經驗時，無意間發現了一件令他震驚的事情。

　　活動組織方把與會學生代表在本科期間的獲獎作品做成了PPT，其中一份題為《壓載水處理裝置》的校級獲獎作品抓住了李蒙的眼球，這與他當年的“挑戰杯”獲獎作品《壓載水處理技術及裝置》的題目相差無幾。

　　他隨即拿起手機在網上搜索這篇文章，卻驚訝地發現兩篇文章不僅摘要內容大致相同，關鍵處的實驗數據也是驚人的相似。更令他沒想到的是，這一作品的署名作者是他的師弟，指導老師也是同一人。

　　李蒙“蒙”了，自己的作品怎麼會被師弟“盜”走？而兩年前就已經在省內拿過獎的科研項目為何還能獲得學校支持並通過校內的評選？他腦子裏還冒出另一個問號來：如果真的是“翻新”作品，師弟這個項目的科研經費又去了哪？

　　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這些細節時，李蒙即將研究生畢業，3年來為導師老闆的“打工”經歷讓他對科研經費尤為敏感——有科研項目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就有經費是非。但是，他從未想過學生的科研經費還能出什麼問題，畢竟，這塊蛋糕實在太小。

　　然而，就是這塊不甚引人注目的“小蛋糕”，也難以避免地染上了高校科研管理的種種弊病。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北京部分高校調查發現，一些學生科研經費出現了“拼發票”、“ 湊預算”乃至“攢項目”的怪現象，而其背後暴露出來的一些導師“指揮”造假從中撈取經費，以及學生經費“九龍治水”式的管理問題則更令人咋舌。

　　經費少時做不了想做的實驗，多時花不完只得買雜書來“拼發票”

　　科研經費分配不均已是眾所週知的問題，高校教師由此有了“大牛”、“學霸”以及很難申請到經費的“青椒”之分，大學生享受的科研經費也同樣因為學校牌子的差異存在“綠肥紅瘦”。

　　浙江大學一份針對大學生科研訓練計劃（SRTP）的報告就提到：國家重點投入建設的“985”、“211” 研究型或綜合性高校經費較為充裕，開展SRTP有充足的資金保障，並設有專項經費。相比之下，地方或非部屬院校資金來源有限，科研經費相對較少，在單個項目的經費資助上與國家重點院校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差距較大者可達兩個數量級。於是，有人將地方院校學生科研經費之少戲稱為“撒胡椒粉”。

　　然而，即便是具體到一個研究型或綜合性院校，還有另一個層面的分配問題：學生經費少時做不了想做的實驗，多時竟一半花不完只得買雜書來湊發票。

　　一個研究辜鴻銘保守主義的題目給了5000元的科研經費。“怎麼花啊？”北京一所高校中文系學生王小青説。

　　當她和小組成員將網上有關的論文打印出來後——事實上，她知道這些論文本不必打印出來，平時看電子版已比較習慣，但有了錢打出來也就更方便些——又買了些相關研究的書籍，加上預計的版面費，整個加起來，才花了2000元出頭，還不到一半。

　　於是，她在網上找賣家買發票，充當“差旅”一項。實際上，此前，她在填報預算時就寫下了實地調研一項，目的是為“還原史實”，但她並未去實施。因為在她看來，小組在內容分析方面已做得十分紮實。

　　令她沒想到的是，教務處在審核時只問了句：“是北京的票還是外地的？”這時，她才意識到，所謂項目申請注意上縮寫的“實報實銷”真的成了一個“原則”上的説法。

　　在他的身邊，仍有不少同學希望通過科研項目來鍛鍊自己的研究能力。在這位教授的博文中，有一段他學生的話：“我感覺批下來的經費一點不夠用，為什麼那麼多‘天馬行空'的好點子不讓做，就是沒錢吧。給我們學生的科研經費要麼是面子工程，要麼就是讓學生學會了如何報假賬！”

　　記者翻閱多所高校有關學生科研項目的審批表發現，批復下來的經費基本都是整額，很難看到帶有零頭的經費投入，即便有，也只在小項中出現。

　　根據受訪人的説法和最終的審批表對比，不管學生的經費怎麼報，經費審議的專家又如何“砍”、“截”，最終落到經費管理部門，所有的零頭都會被“整齊劃一”，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冠以某某項目名的“經費支持”。

　　原因在於，學生經費批復多采用項目制，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想到一個點子，預估出經費來，接著提交報告”。換句話説，學生報什麼項目是活的，但項目放到哪個筐子裏，從哪個筐子裏拿到多少錢則通常是一成不變的。

　　這位教授説，畢竟，上頭撥下的錢是給學生做課題鍛鍊的，而非一點點摳出錢來求個“物有所值”。

　　“湊預算”、“攢項目”成為公開的秘密，部分導師“指揮”造假並從中撈取經費

　　在對不少高校教師的採訪中都印證了這一點：在學生之中，“湊預算”、“攢項目”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但鮮為人知的是，部分導師甚至“指揮”這種造假，並從中撈取一定的經費。

　　與王小青同校、船舶與海洋工程專業的楊寧因為手裏常握著兩三個課題，被同學戲稱為“科研暴發戶”。他本人卻常常感慨身不由己：“説是學生自己的項目，卻難掌大權。”

　　他對記者講起一個“湊預算”的事。做一個船體測驗的課題，需要購買螺旋槳、電路板等實驗器材，但作為“超過500元的設備”，就需要“導師批復”才能通過。被問及有價高和價低的選哪種，導師答道，“做實驗，質量一般的就可以了，”還沒等楊寧開口，導師繼續説，“還是揀貴的報，到時候可以買些便宜的。”

　　正當楊寧詫異之際，一旁的同學拉著他往門外走，這時老師補充説，“不買貴的怎麼把預算拼上去，拼不上去就拿不到那麼多錢。”這個意思楊寧明白，好比一個上限5萬元的項目，如果申請的預算也是5萬元，那麼，你很難拿到這麼多經費，除非你的申請是7萬元，有的甚至達到9萬元，“管這塊的評委老師別的都不看，就看錢多少，但不管多少，都會往下砍。”

　　楊寧沒明白的是，為何導師讓他在實際購置時“買便宜的”。經費申請表上，製作船體寫的是5000元，但做個普通的花上2000~3000元就夠了；GSM和GPS設備，申報的是4000元，但他最終在市場上買的，只花了500多元。

　　第一次做科研訓練，他是在大二，以為項目指導老師是讓他節約成本，但一個電話讓他明白了怎麼回事兒，“小楊，發票填的時候要寫預算上的數，他們如果不願意，就提我的名字。”

　　此外，有關大型即超過1000元的設備是不能讓學生經手的。至於“發票”與經費預算上的差價去向，則成了一個“謎”。“一定不是給國家省材料，更不是給學生做課題了。”楊寧説。

　　更為嚴重還在於“攢項目”。李蒙後來得知那篇文章以及實驗的確是一份翻新作品，而“鼓勵”師弟翻新的就是他們的導師。師弟還告訴李蒙，當時以為還能拿個省級獎項，但導師嫌他“功力不到家”，便沒敢申報。

　　事實上，導師拿到的並非只有項目上的錢，如果學生的項目獲了獎，則又多了一筆收入。不少學校十分支持學術科技類的比賽。在一些學校的比賽動員會上，校領導公開表示，如果學生能得全國性比賽一等獎，就獎勵老師2萬元。

　　一些導師鼓勵低年級本科生“翻新”學長或是研究生的獲獎項目，被李蒙他們稱作“刷獎”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

　　學生科技項目管理部門“九龍治水”為作假提供便利

　　和項目“翻新”不同，另一種“攢項目”的方式則是將一個原封不動的項目拿到不同的部門去申請，“多頭拿錢”；或是到不同的比賽中去參評，如果獲獎，則多次獲獎。

　　李蒙的同學馬文就有過這樣一次經歷。那年他大三，用一個有關船體結構的題目分別在學校教務處、團委和科技處申請了3個項目。從論文來看，項目名只差幾個字，而內容則無甚差異。結果是，在教務處項目的基礎上，馬文不花一分錢就做出另外兩個3萬元的項目來。

　　當然，另外兩個“空殼”的項目卡，他都交予項目指導老師“補貼家用”。

　　如果經費審批和項目監管這兩關足夠嚴苛，也難以出現上述的亂象。但就目前來看，“九龍治水”式的學生科技活動管理卻為此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從全國範圍來看，高校中除了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SRTP之外，還有諸多學校自己的“自選動作”。而這些則分屬不同職能部門管理——教務處，校團委或者科技處，有的高校連就業指導中心也會承擔一些科研項目的競賽。

　　一些接受採訪的同學介紹，以經費審批為例，審批科研項目一般是項目管理部門邀請一些退休的老教授來做評審，對外稱專家委員會。他們的“工作”通常是，考慮到院係平衡，給各個院係分配名額，接著再由各個院係的主管教學或者科研的副院長來把關。最為關鍵的就是“裁減”預算金額。

　　儘管這些老專家眼睛很“尖”，一般虛報太多都會被狠罵一頓並砍下一些。但這裡暗藏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教務處今年邀請A、B、C三位老師，明年邀請D、E、F三位老師，校團委今年則邀請Q、W、R三位老師，明年邀請I、O、P三位老師。一來，他們不知道去年做了什麼，二來，他們也很難全面地了解某一個項目在其他部門有否申請。

　　一旦信息不通，那些“翻新”的、“攢”的項目則都成了漏網之魚。當然，如果遇到同一批的老教授，那馬文就只能“自認倒楣”。

　　同樣的，對“刷獎”而言，如火如荼、“五花八門”的科技比賽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不同賽事邀請的評委總不會是同一位。”馬文説。

　　根據教育部網站的數據，2010年內，教育部、財政部聯合批准的全國性大學生競賽資助項目就有18個。從名稱上來看，似乎沒有一項是重復的，但細看其項目內容會發現，不少項目涉及交叉乃至重合的領域。

　　換句話説，同一個項目，更名換姓之後，換個項目申請部門或者比賽，便可“不費吹灰之力”得到另一份科研經費，而這份經費又將流向哪，則又成了一個“謎”。

　　（文內所涉學生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