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聊天時，發現他們多少都有一些奧運情結。那是1984年的夏天，與世界久別的中國人，因為奧運的名義再次站到世界的聚光燈下，《義勇軍進行曲》一次次在洛杉磯響起。直到現在，我這個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還依稀記得電視裏傳來宋世雄老師高分貝的聲音，儘管當時4歲的我一臉茫然。記得後來父親給我講過當時那是怎樣一種幸福，因為根據描述，中國人從此甩掉了那頂已經泛黃的“東亞病夫”的帽子。奧運可以強國！這種潛意識裏的承載，讓這個世界上最盛大的體育運動會在中國擁有了無限的影響力。

　　李永波常説，冠軍就是體育的標準語言，我始終很糾結。因為就像解讀每天一杯富含化學元素的牛奶和強壯一個民族之間究竟有怎樣一個邏輯關係一樣讓人難以捉摸。4年前的8月8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李寧腳踏祥雲點燃了鳥巢上空。直到又一個4年，當倫敦以各種方式不可阻擋地滲透進我生活的時候，我發現4年給我帶來的變化無法想象，奧運已經成為我生命的界碑。

　　在倫敦，從葉詩文被質疑使用興奮劑事件到羽毛球女雙的讓球“醜聞”，直到昨天“翔飛人”在數億觀眾面前轟然倒地。我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人逐漸疏遠了吃飯睡覺數金牌的日子，他們不再關心今天的金牌是31枚還是32枚，也不再關心金牌數是否又超過了美國。當大嘴韓喬生超過解説分貝地為葉詩文在新聞發佈會上辯護時，當白岩松討論兩位羽毛球運動員是破壞奧運精神的“幫兇”還是為規則的缺陷買單時，當全國人民為劉翔祝福的時候，我看到了以前沒有的光輝，看到了奧運總用一些方式給我們啟迪。

　　我常常幻想遙遠的1984，想著奧運會對我來説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20歲的時候，我曾偏執于勝負，以為金牌才是唯一的榮耀；但32歲的時候，我開始相信內心的滿足，才是深沉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