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見義勇為責任風險的制度化路徑，不是進行單獨片面的免責性立法，而是需要在原有規則體系之外，為見義勇為打造安全保障的制度平臺。

　　眼看1歲女童就要被貨車撞到，16歲女孩李舒舒危急關頭衝上去將其推開，自己腿部被碾軋。近日，佛山交通部門認定，李舒舒實施了有妨礙交通安全的行為，要為自己受傷負25%的責任。

　　救人者反要負責任，如同以往見義勇為被追責的案例一樣，此事引起民眾質疑。在常人看來，李舒舒出於救人目的衝出馬路，並不存在主觀過錯，讓她擔責豈非令人寒心？但從法律上講，這樣的認定並非于法無據。

　　法律責任的認定有時看起來冷冰冰的，很難兼顧到人情常理，它只能是一種相對的公平。尤其是與人們的道德訴求不一致時，執法乃至法律規則本身都可能成為指摘的對象。在此次事故認定中，交警認定1歲女童也要擔責雖有不當，這部分責任歸屬者應是女童的監護人；但要求見義勇為者承擔部分責任，主要也是出於對事故另一方的公平性考慮。至於公眾所期待的為見義勇為者免責，並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一個凡事都講究法治的社會，原本樸素不過的見義勇為，便越來越多地走下道德高地，陷入複雜的法律責任技術

　　性判定的泥沼。那些本應熠熠生輝的美德，大有被刻板的執法所屏蔽的趨勢。李舒舒只不過和之前的湛江男子淩華坤一樣，是被媒體捕捉到的“幸運者”。現實生活中，還有大量見義勇為者要默默承受著責任的風險和痛苦，他們並不為人所知。或許，這些都是我們從傳統道德社會邁入法治社會所必須接受的檢驗，但這並不意味著見義勇為面對法治來襲只能委曲求全，如何從制度安排上尋求見義勇為的脫困之路，是社會轉型期必須作答的課題。

　　不少人期待通過立法確立“免責條款”，以避免責任認定屏蔽掉見義勇為的人性光輝。這表達了人們對法律兼容道德的良好希冀，但從立法技術以及執法難度上看，免責條款並不能為見義勇為者提供清晰的規則指引。因為，見義勇為的情況千差萬別，現實中也存在見義勇為失當的案例，如何謹防見義勇為成為免責的“通行證”甚至被濫用，同樣令人憂慮。

　　由此，化解見義勇為責任風險的制度化路徑，不是進行單獨片面的免責性立法，用帶有個別化的免責判定去衝擊原本的道路交通法規；而是需要在原有法規體系之外，為見義勇為打造安全保障的制度平臺。比如，法治化的見義勇為基金運行機制，政府救助見義勇為者的責任條款，完善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體系等，為見義勇為者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保障體系。如此，才能確保責任認定的法治軌道與見義勇為的人性光輝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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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