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轉發了民政部等部門《關於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意見》對見義勇為人員的基本生活、醫療、入學、就業、住房等方面作了具體規定，尤其是明確了見義勇為死亡人員撫恤補助政策，充分體現了政府和社會對見義勇為人員的鼓勵和關愛。

　　從公安部2008年上半年起草《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條例（草案）》，到現在的《關於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時隔四年。四年彈指間，中國社會的道德面貌與道德生態時刻在輾轉嬗變，從“小悅悅事件”的悲憤到“攙扶老人標準”的非議，從“最美媽媽”的良善本能到“最美司機”的仁義壯舉……傳統道德在被解構的同時，以核心價值觀為底色的時代道德也在悄然生成。

　　中國自古有“守正直而佩仁義”的傳統，看重道德、敬重道德，當然也懂得呵護道德，正視道德成本，因此才有“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之説。然而，隨著市場機制的建立健全，樸素義利觀也遭遇了現實困境，一是過於重義輕利，忽視道德回報，二是在私權邊界不斷清晰之後，道德風險與日俱增，化解風險的制度顯得尤為缺位。對此而言，地方探索可能要先於全國層面的頂層設計。7月24日，《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草案）》在省人大常委會接受首次審議。草案突出了“重保障”的立法原則，明確規定“因見義勇為犧牲的人員，由省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30萬元和行為發生地的地級市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15萬元以上的撫恤金”。對見義勇為者的“過當”責任，草案也給予了適當保護。然而，層級過低的地方新規顯然不如部門規章更給力。

　　“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基”。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就是在為這個社會的良知與正義保駕護航。《意見》的亮點在於三個層面：一者，《意見》首次明確了國家對“見義勇為”行為的主體責任。儘管此前的《烈士褒揚條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和《工傷保險條例》都有涉及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若干內容，但仍缺乏論述明確、層次全面、級別統一的政策。《意見》之於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如同《物權法》對私産的敬畏，以專門規章的形式，從權利義務全貌上解決了道德行為的後顧之憂，明確了政府對保護公共利益者的激賞義務。

　　二者，《意見》系統區別了“保障”與“優待”的內涵。社會對見義勇為的褒賞，應當分為兩個層級：生存層面的保障與更高層次的優待。此前，31個省（區、市）出臺的地方性法規有19個條例、8個規定、4個辦法，不僅認定範圍、認定機構迥異，獎勵標準更是語出多門。 如今，《意見》從基本生存的就醫、就業層面提出保障承諾，更從受教育權、住房等更高層面提出優待承諾——可以説，《意見》以立體防護網的形式，給了見義勇為者一個莊重的權益承諾。

　　三者，《意見》為見義勇為入法打下了制度基礎。保護見義勇為，制度是立法的前奏。儘管在立法層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起碼《意見》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規範的路徑。我們都知道歐美法係中有一個術語叫“好撒瑪利亞人法”，特指各種對見義勇為者予以保護的法律，以立法的形式使人做好事時沒有後顧之憂。可以説，《意見》的實踐將為見義勇為入法積累寶貴的經驗與思考，為更好地保護見義勇為者邁出關鍵一步。

　　構建可信、可靠的現代社會良善秩序，是道德建設的主要內容，而要讓“路見不平一聲吼”不至於落個“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下場，讓見義勇為者不再物質貧瘠、處境悲涼，《意見》僅僅是個開篇——今天，以制度激活中國人的正能量，也許大幕才剛剛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