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江寧區發佈報告《人口現代化：江寧案例研究》披露：近年來，江寧百姓的生活質量有所下降，經分析，專家認為，教育、醫療、文娛等已成江寧人口生活質量的“短板”，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專家提醒，要提高外來人口高素質人才的比重。

　　“外來人歧視”，乍看新聞，易讓人得此結論。在平權呼聲漸響的時下，“外來人口影響生活質量”的説法，儼然是在排外，倍顯刺耳。它淪為輿論鞭撻的靶心，在所難免。

　　可細究之下，或可發現，所謂“排外”，也許是源於斷章取義式解讀：須厘清的是，專家的“外來人口過多，影響生活質量”結論，只是種紙面推演和專業分析，著眼點是人口增多，對資源分配額度的衝擊；而“可能”“一定程度上”等副詞，也留下置否的餘地，言下之意，這些負效應並非蓋棺論定。

　　平心而論，將這跟“歧視”扯上邊，可能是誤讀。專家分析，不無道理：社會生活中的基礎設施等，終究有限，甚至本就稀缺，跟不上民眾需求。在公共資源恒定的語境下，人口陡增，難免帶來分配時的“僧多粥少”局面。於是，教育、醫療等資源愈顯短缺。

　　不過，這種單向度的評判方式，未免有些狹隘。公眾對其抨擊，並非全然出於神經敏感，而是對片面的評價思路不買賬：為何只渲染外來人口的“負效應”，對他們的正面價值卻選擇性忽略？資源緊張，果真就是“外來人”惹的禍？

　　應該看到，在開放化的社會，人口流動，已是種尋常的景象。任何城市，都應敞開大門，有著包羅外來人的雍容氣度、包容心懷。若閉關鎖門，抱著“壁壘心理”不放，盲目拒斥、驅逐外來人口，只會顯得治理僵化，格局太小。

　　外來人口涌入，固然會擠佔部分資源，但這無關鳩佔鵲巢，並非對“本地資源”的倒吸，而是流動性社會中必然的資源共享、分配格局洗牌。城市生活資源的“蛋糕”，本就該做大，讓外來人也能分羹共享。嫌外來人口過多，實質上，反映了城市管理滯後，生活資源供給經不起現代社會形態的沖刷。

　　事實上，外來人口從來都不是洪水猛獸，恰恰相反，他們為城市補充了能量，也豐富了城市的文化色彩。若非許多外來農民工的辛勤勞作，做著“臟亂差”的活兒，城市裏的建築何以高聳，道路何以鋪平？他們的貢獻，不應被遺忘。享用著“人口紅利”，從“廉價勞工”中獲益，卻轉過身説他們“影響生活質量”，是否太過功利？

　　將資源的分配緊張，歸結為“外來人口多”，也充斥著“本地人”烙印下的身份優越感。戶籍有別，可“外地人”“本地人”的二元論標記何必那麼分明？遺憾的是，限制外來人，成了某些管理者的“傲慢與偏見”。每到兩會，總會有“遏制外來人口”“控制外來人口規模”的議案被提出。

　　外來人不是城市的“包袱”，而是對城市空格的填補、文化性格的豐富。城市當以更親切的姿態，擁抱他們，而不是等過年時早餐荒、保姆荒襲來，才想起他們。

　　（相關報道見7月31日《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