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外交而言，2011年既是因應西亞北非大變局之年，也是高調全面“重返”亞太之年。後者是體現從全局出發、面向未來、深思熟慮的戰略性調整。用美國國務卿克林頓的話來説，就是隨著亞太地區逐漸成為21世紀全球戰略與經濟重心，隨著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走向終結、在阿富汗開始逐步撤軍，亞太地區成為美國今後外交戰略的重心。

　　今年11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奧巴馬總統隨後出訪澳大利亞並前往印尼出席東亞峰會，成為參加東亞峰會的首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亞太之行中高調宣示，美國是“太平洋大國”，將“留駐”亞太，通過“堅持核心原則”和與盟友及夥伴的緊密合作，在“塑造”亞太地區未來中發揮“更大、長遠的作用”。

　　亞太地區的人口、市場、經濟實力和潛力，以及中國、印度、印尼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各種國際熱點問題等，令美國判定21世紀最大的“機遇與挑戰”都在亞太，亞太地區對美國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至關重要。克林頓提出美國施行“前沿部署”外交，即派遣各種“外交資源”到亞太地區每一個國家，而“六條關鍵的行動線路”則為“強化雙邊安全同盟、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參與地區多邊機構、拓展貿易和投資、推進廣泛的軍事存在、增進民主和人權”。在政治層面，美國全面加強與老盟友、新夥伴的關係，積極參與區內各種多邊機構，克林頓12月初還歷史性地對緬甸進行了“破冰之旅”。在經濟層面，美國力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要在亞太打造一個“高質量和具有約束力”的經貿框架。在軍事層面，美國尋求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更廣泛、更靈活、更持久”，加強在東南亞、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並通過培訓與演習來增強其盟友及夥伴國的軍事能力。以“大西洋網絡”為模本，美國正試圖在亞太構建一個符合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的、包含各種夥伴關係與機構的“太平洋網絡”。

　　在美國“戰略東移”的背後，中國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在美國國內，隨著美國經濟復蘇步伐的凝滯和中國經濟政治影響力的日增，對中國崛起的疑懼感與防範心態正在瀰漫。雖然奧巴馬在亞太行中強調美國將繼續努力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包括尋求兩軍之間更多的溝通，以增進理解、避免誤判，但他同時強調所謂“堅持國際規範的重要性”。

　　《紐約時報》日前刊文認為，“奧巴馬政府一直是炮艦外交的積極踐行者，炮艦外交是指通過展示海軍力量來達到外交政策目標”；奧巴馬政府加強與老盟友如日本、韓國，新夥伴如印度等的關係，“其目標就是集結起一個抗衡中國日益增長力量的聯盟，儘管（美國）政府官員不願公開表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則撰文稱，美國在“賭”中國會和平崛起，但鋻於誰也無法預知未來，因而採取謹慎的對衝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