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僅半年後，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並用這個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華時報》）

　　為救治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廖某不惜鋌而走險，私刻醫院公章騙取“免費”透析治療，最終因詐騙罪受審，可能會面臨重刑，這顯然又是一個人間悲劇，不是人們想看到的結果。然而，法律既公正嚴明，又鐵面無情，不會因為廖某的貧困和無奈，不會因為他挽救妻子生命充滿善意，體現了責任擔當，便可以網開一面，免除或減輕他的罪責。

　　事實上，當救治妻子遭遇家庭貧困時，辦法總比困難多，廖某完全可以尋求多種解決問題的途徑，而不是選擇採取詐騙手段，在犯罪道路上一路走到黑。比如，尋求親戚朋友的資助，請求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給予制度救助等。退一步講，即便是廖某求助無門了，其還可以選擇賣房救妻，而不是等到觸犯刑律了，再去“亡羊補牢”式的賣房承擔經濟賠償。可見，廖某輕視法律，存在犯罪的故意，其受到法律的嚴懲，也是咎由自取。

　　然而，廖某因詐騙罪受審，值得當今社會反思。正因為救治妻子，成為廖某一個人不可承載之重，正因為社會群體在援助貧困者上顯得比較遲緩，正因為大病救助制度的乏力，正因為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救助機制的缺位，沒有讓“真公章”挺身而出，在救助危重病患者時發揮積極作用，才導致廖某感覺走投無路，不得不去“偷食”醫院的醫療資源，讓“假公章”去擔負起救治妻子的重任。比如，如果當事醫院從救死扶傷的公益層面和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主動減免一些廖某妻子的治療費用，也許他就不會走上犯罪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講，由於“真公章”沒有作為，“假公章”才會趁虛而上。

　　因此，“假公章”受審，“真公章”不可冷眼旁觀。讓法律的歸法律，救助制度的歸救助制度，廖某理當認罪服法，但其妻子也應該得到繼續救治。這時候，這個貧病交加的家庭，迫切需求“真公章”向其釋放出制度溫情。比如，當事醫院可以放棄追究廖某的經濟賠償責任，並酌情減免其妻子今後的部分治療費用；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迅速啟動救助機制，為他們解決部分治療費用；社會慈善機構及愛心人士，也應該向他們仲出援助之手，合力拯救這個瀕臨家破人亡的苦難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