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多樂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僅半年後，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使妻子能免費透析。4年間，廖某以此方式騙取治療費17萬餘元。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廖某的行為不僅讓我們唏噓，一邊是患難與共的妻子，一邊是違背法律的風險，面對情與法的困境，對任何人來説都是艱難的選擇。私刻公章騙取醫療費，雖然有違法律卻令人動容：夫妻雙雙下崗的貧窮家庭，為救患尿毒症的妻子，作為丈夫的他甘願做任何事情，甚至是冒著違法犯罪的風險。他是一個“罪犯”，還是一個“偉大的丈夫”？回答這個問題無疑是艱難的，我們即無法斬釘截鐵的説他是罪犯，也無法理直氣壯的説他是一位“偉大的丈夫”——法律在真愛面前喪失了權威，猶如真愛以詐騙之名越過了法律的邊界，從而喪失了純真。

       夫妻下崗的艱辛生活可想而知，面對鉅額的醫療費，廖某走此下策。因為窮，所以刻假章、騙醫療費用達17萬餘元，所以值得被原諒。這種邏輯自然經不起推敲，但是因為對於貧窮那份感同身受的悲憫之心，卻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福氣。貧窮不是他的錯，當我們從他的生存境遇出發看待這種行為，也許本身就是公民意識和濟世情懷的見證。

       情與法的困境，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拉古迪亞的帽子”，這頂帽子不是戴在誰的頭上，而是被主人公拿在手中，帽口朝上——1935年的一天，時任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在法庭旁聽了一樁麵包偷竊案的庭審。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婦人。當法官問她是否認罪時，這位老太太囁嚅道：“我那兩個小孫子餓了兩天了，這麵包是用來喂養他們的。”法官秉公執法地裁決：“你是選擇10美元罰款，還是10天拘役？”老太太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於去偷幾美分的麵包？她只得“選擇”拘役。不意，審判剛結束，身為一市之長的拉古迪亞立即從旁聽席上站起，脫下自己的禮帽，往裏面放進10美元，然後向在場的人大聲説：“現在，請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所支付的費用，以懲戒我們這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區。”大家聽了神情肅然，每個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亞的禮帽中放入50美分。

       這個例子讓人感動也讓人深思，但是卻揭示了一個並不複雜的道理：所謂窮人，不能因為貧窮而讓社會拋棄。貧窮不是犯罪的理由，但是他們卻有被免予貧困的權利。如果我們這個社會能夠讓人人安居樂業，也就不會有犯罪，便不會有情與法的困惑，更不會讓我們在貧窮與犯罪之間做苦苦的掙扎。我們雖然一時不能消滅貧窮，但我們是否盡了最大的努力？

       比貧窮更可怕的是讓窮人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向上的出路。我越發的嚮往拉古迪亞市長的那頂禮帽，帽口向上的禮帽，因為裏面盛著同情和關懷，也盛著良知、責任還有德政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