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時還無法完全消滅貧窮,無法救助每一個陷入困境的人,但我們是否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給了他們足夠的希望呢?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僅半年後,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並用這個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騙取醫院治療費17萬餘元。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廖某稱願意賣房退賠。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華時報》)

　　私刻公章當然不對,但廖某對妻子不離不棄,不惜採取非常手段來救妻,令人動容。一個社會需要秩序,法律的權威在於執行,雖然我對廖某充滿了敬意和同情,但我依然支持法官依法判處廖某的相應刑罰。但問題是,廖某坐牢去了,他患尿毒症的妻子怎麼辦?他把小産權房賣了退賠,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又將棲身何處?

　　關於情與法的關係,胡適先生曾有經典的論述:“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反之,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對此最好的踐行者,就是1935年時任美國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

　　一天,拉古迪亞市長在法庭旁聽了一樁麵包偷竊案的庭審。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當法官問她是否認罪時,她説:“我那兩個小孫子餓了兩天了,這麵包是用來喂養他們的。”法官秉公執法地裁決:“你是選擇10美元罰款,還是10天拘役?”無奈的老太太只得“選擇”拘役,因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於去偷幾美分的麵包呢?

　　審判剛結束,在人們還沒散去的時候,拉古迪亞市長從旁聽席上站起,脫下自己的禮帽,往裏面放進10美元,然後向在場的人大聲説:“現在,請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所支付的費用,以懲戒我們這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區。”大家聽了神情肅然,每個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亞的禮帽中放入50美分。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生計問題對一部分人來説,已經是遙遠的事情；然而,對少數人來説,依然是一個沉重的現實。是的,為了生存,也沒有偷竊犯罪的權利。但是,無論是誰,他都有不被拋棄、免於貧困的權利。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我們的社會救助制度還存在不少缺陷,我們一時還無法完全消滅貧窮,無法救助每一個陷入困境的人。但是,我們是否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呢?是否給了他們足夠的希望呢?

　　對待“詐騙救妻”這樣的悲情新聞,我越發神往“拉古迪亞禮帽”,因為那頂帽子裏不僅盛著人們捐助的錢,更盛著人們最大的善意,盛著一個全社會最美好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