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發佈《201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主要數據報告》，數據顯示社會養老保障的覆蓋率，城鎮達到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農村34.6%，月均養老金74元，僅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的近5%；城鎮老年人近75%是離、退休職工。而在農村，有44.3%的老年人仍在幹農活；比較老年人平均年收入結構，城市中老年人的養老保障佔到86.8%，而農村目前主要還是靠家庭和土地養老，養老保障只佔到18.7%。

　　“農村”與“城市”，不僅指兩種不同的群居模式，更內含著迥異的生活選擇。在中國農村，諸如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一類的傳統，遠未絕跡。廣袤土地上，農民群體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大致可用“若即若離”概括言之；而在城市，商業與市場的力量，加之新式公共治理的施行，導致生活的範式被極大重塑。那麼，差距或曰差別是明顯的，就如“養老事業”呈現的雙重軌跡，一方是最徹底的“自我負責”，另一方卻已被“公共服務”適度接管。

　　一定意義上，城市老人比農村老人，得到更多養老金可以理解。畢竟，農民擁有土地，手握直接的生産資料，不少生活資料免費可得。垂垂老矣之際，守著一畝三分田，他們也能勉強度日；但對城市老人來説，生活于“什麼都要花錢”的世界，若無外力接濟、無退休金兜底，基本的生存將難以維繫。當特定時代福利體系建構未成，分配給農村和城市的養老資源的差距，便會加倍凸顯。

　　公眾得以看到，“1527元”與“74元”的強烈落差。儘管這組數據“情有可原”，可公眾心底仍不禁震顫。或許可以説，在養老機制的搭建途中，職能者奉行了“部分擱置、部分先行”的路數：首先兼顧了城市群體的訴求，他們恰巧發聲渠道更多、政策倡導力更強；與此同時，農村養老則看似不那麼迫切。

　　長久以來，農村社會天然具備的“自我養老”、家庭式的共濟能力，被政策制定者一再放大，甚至據此就坦然地“吝嗇”，忽視農民對公共保障的需求。殊不知，鄉土世界內，那種自給自足、自我負責的基因，本就無比脆弱。農村老人，當然可憑勞作“終老”，可依賴子女贍養度日。但僅此而已，他們的暮年多半隻能實現低水平的“生存”，而無以追求高水平的“生活”。

　　基於社會的“回饋正義”，任何正派社會都該對做出貢獻者予以適當回報，尤其針對謀生能力減弱的老人。現實中，企事業員工、公職人員等城市人群，以領取“退休金”的方式，享受著“社會的回饋”；而在農村，“養老金”不僅杯水車薪，且多半是給予“困難戶”的救濟資金。此外的更多農民，一生的辛勞不曾得到制度層面的充分“認可”與“回贈”——為此糾偏可謂“迫切”，誠如相關官員所説，“未來一個時期，要力爭實行養老保障的全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