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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海建

　　超編已成中國機構改革中越來越尖銳的社會命題。記者實地調查發現，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核定編制54人，實際在崗75人，還有40人“退二線”，基本不用上班。武穴市教育局局長王衛平説：50歲的人退二線，的確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7月9日《京華時報》）

　　“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我不認為這是託詞或反語，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基層權力者對改革成本的一種習慣性偏見與誤讀。在社會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只剩下“硬骨頭”的今天，如果沒有對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徑與執行都容易在某種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要墊付巨大的社會成本、所有的所謂“陣痛”都是改革繞不開的門檻？好的改革與壞的改革都會有個成本問題，也都可能歷經陣痛，但我們不應忽略改革收益。如果繞開收益談成本，所有失敗的改革都可以因為“陣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市教育局的改革：人員流動固然是改革，但財政為此擔負雙倍負擔，這樣的成本有多大意義？這種改革的“收益”就是直接增加了吃空餉的人數，至於培養年輕人云雲，可以忽略不計。

　　其次，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擔、應不應防止善意的改革也會出現成本轉嫁的可能？譬如市場化，確實是個好東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場的資源能源産業，遲滯拖遝，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衛等，卻一直在市場潮頭冒險。

　　其三，改革成本能不能以犧牲話語權的形式滿足形式上大局的利好？譬如武穴市教育局的這種改革，超編近乎一倍，誰定的政策、經過怎樣的博弈、財政如何“近水樓臺不知月”……這些問題，都指向其內部改革的透明性與公正性。改革總是要成本的，而成本不應成為牟取部門私利的無邊界的藉口。